在文革後比較開放的十年裡 ， 大陸和香港開始了較多文藝交流 ， 有官方也有半官方、有民間、有個人、有政治性、商業化、也有學術性、文藝界自發的。有以訪問團的形式、學術研討的形式、也有過香港與上海作家留駐計劃、香港藝術界往新疆的採風團。通過種種誤解、失望和矛盾 ， 也許未嘗沒有一點交流。在文學方面 。 印象比較深刻的真正交流大概最少有三次 : 第一次是人五年底以艾蕪為首來港的一個作家圈 ， 來的人裡又以小說家陣容最強，包括汪曾祺、陸文夫、高曉聲甚至當時較新的張辛欣 ， 另外還有詩人陳敬容、邵燕祥和散文家黃裳等 ; 第二次是八七年底的「現代主義與當代中國文學」 ， 來的有鄭敏、袁可嘉、謝冕、季紅真、李陀、吳亮、鍾文、顧城、劉索拉、王安憶 ， 雖然黃子平與高行健來不及赴會 ， 但交了論文。第三次是八九年初的「文學尋根、文化反思 」 研究 會 ， 來的有韓少功、鄭萬隆、陳建功、扎西達娃、殘雪、李杭育、陳平原和黃子平等人。
這幾次交流較成功的原因 ， 大概是來的人腦筋比較開放 ， 部份作者也年輕 ， 思辯與反省的能力強 ， 除了自己的問題 ， 也有興趣理解外面的想法 ， 年輕評論家如黃子平、陳平原和季紅真的發言 ， 對話性強 ，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人九年六月以後 ， 中港的文化交流差不多完全停頓了 ， 直至近日才復見個別內地作者訪港 ， 但主要都是私人的、小規模的接觸 ， 與人五至人九年初交流的頻密、集中和多元化 ， 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但在這樣的大氣候之下 ， 最近反而在香港見到兩次「無心插柳」的交流 ， 可見過去幾年種下的種子並沒有完全白費 。 不過是「變種 」 的姿態出現 ， 且有更自發的生機。
一次是二月藝術節其間譚盾與黎海寧及城市當代舞蹈團合作的《九歌》 ， 一次是三月間劉索拉與進念二十面體合作的《列女傳》。可能已有不少人談過演出本身了 ， 我想、提出男外一個角度 ， 即把它們放回我上面提出的脈胳來看 ， 作為香港與大陸文藝工作者自發的對話 ， 看是否可以看出一些問題來 ?
《九歌》一開始 ， 從黑暗中的靜默與聲音 ， 到舞台上現出譚盾的形象 ， 到他走下台 ， 指揮演奏──其間譚盾的形象、他的音樂、他參與設計的陶製樂器 ， 無疑都佔著主導地位。這次合作 ， 譚盾確對城市當代舞蹈團帶來新的衝擊。如果說他的音樂亦是與《九歌》的對話 ， 那譚盾無疑只是選擇了其原始的獷放、祭儀的激越 ， 而少理會其中思潮的委婉起伏、感情的開合張施。所以譚盾的音樂在《九歌》中顯得比較直線發展 ，獷放有餘而起伏不足、感情的幅度不闊 ， 代表了早期現代主義那種對激情與原始的崇拜。在另一方面 ， 黎海寧過去在城市當代舞蹈團編過不少細緻複雜的人際關係的作品 ， 本可以提供另一種美學的可能、對話的機會。但就演出所見 ， 譚盾始終是一個指揮 ，牽動了全場動靜 ， 帶給城市當代強音的衝擊 ， 但在這次合作中卻不多見他有空隙開放自己 ， 接受香港這群編舞者與舞者可能予以他的衝擊 ， 未能令他在狂放中稍有顧盼 ， 呼嘯中有其起伏。
如果說譚盾與城市當代舞蹈圓的合作是「中 / 男 / 強──港 / 女 / 弱 」 的模式 ， 進念大概會喜歡這樣的比喻 ， 但這樣的比喻往往有簡化之嫌。若移來檢視《列女傳》 ， 尤其說不清複雜之處。在這裡 ， 「中方代表 」 是個女的 ， 又是「西化 」 、「探索派」的劉索拉 ， 還是從倫敦來的 ， 喜歡現代搖滾音樂。上述的二元對立不完全適用了。
進念與劉索拉有內在的矛盾 ， 當然也未嘗沒有補足與對話的可能。進念是集體的、劉索拉是個人的 ; 進念是「睬你都晒氣 」 的香港式低調、劉索拉是反叛 ( 倫敦 ， 更主要是北京 ) 的挑釁 ; 進念是冷嘲、劉索拉是熱嘲 ; 進念是藝術上的素食主義者、劉索拉看來不反對大魚大肉･･････彼此如果真能對話 ， 大概也不壞 ? 至少進念可以教劉索拉演戲 ， 劉索拉可以教進念唱歌 ?
唉 ， 沒有這麼理想。《列女傳》比較有趣的時刻是劉索拉把東方紅裡的「在毛澤東時代 ， 祖國的人民多幸福 ，祖國的山河多壯麗」反複吟誦、高低抑揚、陰陽怪氣 ， 正合進念的轍兒 ， 同人舞著手帕走來走去 ， 興高采烈 ， 情投意合。劉索拉與何秀萍也對了那麼一會嘴 ， 但下半場更多的時間 ， 但見劉索拉捧著個痰盂 ， 坐去台右 ， 真冤 ! 最後 ， 來一段進念的戲 ， 譯員們在翻譯大人們的話 ， 又來一場黃耀明劉索拉對唱的戲， 大團圓結局 。 可這新關係是怎樣尋出來的呢 ? 似乎不是面對矛盾經誤解到了解發展出來 ， 倒像是各有各玩最後一起拉隊吃消夜。
我看了第一、二晚 ， 發覺第一晚結尾劉索拉的音樂效果較強 ， 進念的本色結構較鬆散 ; 第二晚進念的本色結構緊密了 ， 劉索拉的音樂就減弱了 ， 彼此都不見得從對方不同的美學中得到啟發。也許在尋找新關係 ( 中與港、男與女、文字與藝術、左與右、動作與音樂、第一幕與第二幕 )的過程中 ， 必然地需要經歷這種種磨擦、矛盾、誤解和調整吧 ? 跟著下來 ， 在往後的日子裡 ， 在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的各方面 ， 顯然這樣的探索還要發展下去， 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也在理論和美學的層面。我們如何表達自己而又尊重別人、不被別人侵吞也不去侵吞別人 ， 而能不斷挑戰 ， 尋找新的更合理的關係 ?
一九九一年三月《星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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