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1日 星期三

從玉米說起

XX:

多謝約稿。你問我有沒有興趣寫一篇《玉米》?你真是觸覺敏銳,大概近日聽說得獎的消息了?書我是看過,書評還是留給別人來寫吧。我倒是想說說一些有關的話題。

三月十六日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五本入圍作品的朗讀會,包括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換取的孩子》、小川洋子的《艾里絲酒店》、印度作家Tabish Khair 的《惡棍紀事》、Manu Joseph 的《認真的人》、畢飛宇的《玉米》。聽說這份名單,大家可能有點奇怪,大江健三郎是著作等身的諾獎作家,孟買的Manu Joseph 本是新聞記者出身,《認真的人》才不過是他的處女作!小川洋子的小說原來在日本1996 年出版、大江的小說是2000 年;大陸的《玉米》2008 年出版,憑什麽把這些截然不同的中、日、印作品放在一起呢?
忝為這英文文學獎最初創辦時的顧問,我可以稍為解說以釋疑惑。這獎其實是為亞洲文學的英譯而設的。最初是徵求未出版的手稿:包括用英語寫作或譯成英文的作品原稿,以評獎幫助出版及推廣。後來則定為以一年來已出版的亞洲作品為評選對象。所以今年入圍五本書只有一個共同點:這幾本亞洲作品的英譯都是在2010 年出版的!

獎揭曉以後,有位筆鋒銳利的朋友在他報寫道:亞洲文學獎敲響港文化界喪鐘!指出大陸作者三度獲獎,而香港作者連入圍也沒有!我讀到了,就想或許可以寫一短文,解釋一下目前香港的文化生態。

勿冤枉了香港作者

翌日去東區醫院看醫生,地鐵上剛好碰見年輕朋友。我笑道:你說敲響警鐘也可以,不過卻冤枉了香港作者。大陸有機制和資源從事外譯工作,09 年法蘭克福書展可見聲勢浩大;台灣有國立編譯館,有殷張蘭熙以降的編譯好手,分佈海外的學者尖兵,以文化代替外交,有意識地推廣台灣文學。只是香港,連一套較有代表性的作者選集都沒有。只有幾個有心人做過一些整理推廣工作。這亞洲文學獎是翻譯獎,香港文學沒有系統地做對外交流翻譯的機制
,外譯不多。怎能怪香港作者呢?
香港的作者,用中文寫作和用英文寫作好像屬於兩個不同的圈子。我碰巧兩邊都有不少朋友,也認識各自的長短。最早期參與顧問工作,也是希望翻譯是一個溝通的機會。從一個圈子出來,可以正視本土,也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調整視線,或許可以看多一點,看遠一點。
沒有參與文學獎評選的工作。以前做過,老覺得評獎往往是妥協的過程,一直勸同學不要太重視文獎,也認為不願意公開評選過程的文獎是不值得重視的。在這方面來說,這個亞洲文學翻譯獎還算好的,至少它入圍的五本都公佈了評語,電台訪問做了五個星期節目,公布前一天晚上還就五本作品做了朗讀。就可惜兩位日本作者都沒來。

參與晚會的朋友告訴我,兩位日文譯者都很溫文,謙虛地說不能代表作者。其實以翻譯作品評獎,譯者當然是最重要的。

得獎作品《玉米》的譯者葛浩文就是一顆紅星!他文筆老練,譯得又快又流暢,以把莫言長篇作品刪編成適合美國讀者的小說著稱。這翻譯亞洲文學獎三屆大陸作者得獎作品,從《狼圖騰》到《河岸》到《玉米》都是葛浩文譯的。文筆都是他的腔調。誰說譯者不重要呢!
這次入圍的作品,我只看過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和畢飛宇的《玉米》。回想我在60 年代末最初看大江健三郎的短篇,還是通過英譯看的,那時還未有中譯。在香港通過英文外譯讀異國作品,就像為自己打開一扇窗子,在眾人的標準以外認識其他標準。我看他寫死亡的〈飼育〉等篇,驚為天人,忍不住在《灰鴿》散文中介紹。四十多年過去,我一直追看他的發展,覺得他真能一直不隨流俗走自己艱難的路。《換取的孩子》寫古義人與自殺身死的妻
舅吾良留下的錄音帶對話,回溯歷史、反省自我與好友的轉變。對人的素質還是耿耿於懷。如此艱澀的題材,處理不好,很容易變成強辭辯理,自說自話。

但大江向我們顯示了他小說家的才華,謙遜地貼近生活故事探挖人性曖昧之處。大江因而乃常有這樣不流暢的句子: 「古義人從千堅回望嫂子的神情裏感受到衝着他來的距離感。那是如此直接而赤裸,不容所有關乎人際關係的緩衡性事物介入其間。」資深中譯者劉慕沙也說大江作品是她譯事生涯中最難譯作品之一。光看英譯,對評判來說也不易透徹了解這《童子》三部曲首部的幽微之處。

相對來說,大陸作家畢飛宇文字非常流暢,還有不少俏皮話,情節起伏,比得上無綫劇集的發展。小說寫文革中三姊妺玉米、玉秀和玉秧。作者對女性心理的忖測,有着如我這樣的作者所無的強大自信: 「玉米不同,她的身體很直,又飽滿,好衣服一上身自然會格外地挺拔,身體和面料相互依偎,一副體貼謙讓又互相幫襯的樣子。怎麼說人靠衣裳馬靠鞍呢。最驚心動魄的還在胸脯的那一把,凸是凸,凹是凹,比不穿衣服還顯得起伏,挺在那兒,像是給全村的社員餵奶。」作者魄力驚人,全村女性的性心理都彷彿瞭如指掌,一一娓娓道來,顧盼生姿。換了是我們,就不禁會想:咿,一個閏女腦裏怎麽會有這樣的聯想呢?這心理的發展,前面跟後面怎連得起來?但一下子,情節又轉了,輕舟已過萬重山。事後訪問說希望文革不再發生,政治正確,讀者也不好追究連篇身體細節與政治大事何干了。

說到底,評獎還是各花入各眼。那天在地鐵裏,我想嘗試跟朋友解釋的是: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花。不同的塲合,選的是不同的花吧!

說香港沒有作品,恐怕是不公平的話。以英語寫作的,其實第一屆也有XuXi 的作品入圍這個獎。最近香港大學英文系第一屆詩獎就頒了給年輕作者Kit Fan,還慷慨地為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只不過沒有傳媒報道吧了。說香港沒有小說,更令人為劉以鬯、百木、曹聚仁、孫述宇、桑簡流50 年代以來的創作抱不平。作品一直在那裏,大家沒有去看吧了。朋友說到政府應該成立翻譯基金,翻譯好的作品,認識本土、交流推廣。我也同意。他說完就下車上班去
了。剩下我在車廂裏,我的猶豫和擔憂可又來了。

有了錢也要有眼光

我又想:有錢也不一定是好事。有了錢,翻什麼作品呢?如果沒有有眼光的編輯主事、沒有敬業樂業的翻譯,沒有公允的評論、只是跟隨傳播去吹捧話題性炒作,沒有經得起考驗的作品,到頭來又變成一場權勢和金錢的爭奪,那就浪費了整理編譯、認識自己和他人的美意了。
多年以來,沒有錢也设有權勢,還是有些人本來就在做自然覺得應該做的事,格局也許不够宏大,影響未必深遠,還是做了不少事情。若果不顧原來的生態、社區的脈絡,一下子拆去老區,建起新厦。聲音宏亮擅於爭取的人爭到了金錢、爭到了權力,又製造了許多活動、許多虛銜、許多權勢,只怕以外來的標準建起許多奇怪高樓,反把原來安居的基礎挖空了,豈不是好事變成了壞事?也許,到頭來重要的不是基金,而是人?

能夠明白歷史、分辨是非,把握分寸的人?

多謝約稿,也就把車中的胡思亂想與你分享。記得你好意問過我還想寫什麽,最近在整理50 年代的研究,特別感到是個別的人運用了智慧,在艱難中成就了外人看不見的事業。如果我再想寫稿,還是想寫人,不是某種年紀某種背景某種性別或某種族裔有名或無名的人。是那些個別正在用自己方式生活,尋找不同的方法,去作出改變的那些人。他們像一些古代的翻譯家,默默無聞地把另一個世界的訊息傳給我們,最後帶來了轉變。

祝好!

原刊《明報》,2011-4-13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