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姑娘與六十年代文化思潮

六十年代的文化思潮

最近香港電影節放映的紀錄片《兩個弄潮人》(Deuxdelavague，港譯《高達與杜魯福細說從頭》)不算拍得很好。回顧兩位導演化友為敵的關係是個好話題，但好像沒提出什麼新發現，沒說出什麼新意思。看看當年的圖像、感染那種氣氛倒是有趣的。電影展示當年的法國雜誌，見出新浪潮(LaNouvelleVague)這名字其實在新電影出現以前已存在，用來泛指當時法國新興的青年文化。

現在回看，新浪潮電影的出現，確是更大的文化潮流的一部分。那之前是戰後冷戰年代的保守氣氛，之後是六十年代學生運動、人權運動，既有和平的嬉皮花童的另類生活形態，也有手段激烈的黑豹黨，背後是更洶湧的思潮變化，至今餘波未息。法國新一代思想家，像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里維史陀(ClaudeLévi-St rauss，內地譯作列維-施特勞斯)、拉崗(JacquesLacan，內地譯作拉康)、福柯(Mi chelFoucault)、德里達(JacquesDerrida)、基斯托娃(JulieKristeva，內地譯作朱麗婭·克里斯特瓦)也都先後出現，重讀經典、挪移規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電影方面，高達的激進敘事、杜魯福(內地譯作特呂弗)的深情演繹，都可從這方面理解。在文學方面，新浪潮電影令世人更多地認識了法國新小說作者阿倫羅布格利葉(AlainRobbe-Grillet，內地譯作阿蘭·羅布-格里耶)和馬格烈特杜哈斯(Ma rgueritaDuras，內地譯作瑪格麗特·杜拉斯)，連起當時的《原樣》(TelQuel)雜 志和午夜出版社周圍一群作者如米修布陀(MichelButor，內地譯作米歇爾·比托爾)、貝克特(SamuelBeckett)、高羅岱西蒙(ClaudeSimon，內地譯作克勞德·西蒙)、菲臘索拉斯(PhillippeSollers，內地譯作菲利浦·索萊爾)等，在文學上令人耳目一新，改變了之後的文學風景。除了上述的作者群，由於新浪潮電影而更為人知的作者還包括尚加魯

(JeanCayrol，內地譯作讓·卡羅爾)、昂利比埃何期(Henri-P ierreRoché，內地譯作亨利-皮埃爾·羅什)以及這裡要談到的雷蒙基諾(RaymondQ ueneau，內地譯作雷蒙·格諾)。

最近因為要寫新浪潮的經典之一，路易馬盧(LouisMalle)的《莎西在地下鐵》(Zaziedanslemétro)，想找找看小說有沒有中譯，才發覺原來台灣和大陸都各出了譯本，台灣是何金蘭(即詩人尹玲)譯的中法對照本《薩伊在地鐵上》，大陸是陶曉峰、朱福林等譯的《地鐵姑娘扎姬》(譯林出版社)。都是出版于1995年，但好像至今不大看到書評。小說和電影有不少有趣的地方，還是值得談談。

我們看路易馬盧改編小說拍成這電影，佩服他電影語言大膽創新。之前的黑白電影《往死刑台的電梯》、《戀人》抒情優美，體會人物心理描寫感情非常細膩，到了《莎西在地下鐵》卻是色彩繽紛，跳躍伶俐，反叛常規的青春氣息迫人而來。

壞家伙掏蓋庸(Trouscaillon)跟莎西在巴黎街頭和商廊追逐的場面，仿如動畫貓捉老鼠的變奏，卡通化的人物造型、動作和音樂節奏的配合，妙到毫巔。

小說和電影的莎西

路易馬盧實驗性的電影語言叫人耳目一新，叫人驚訝的倒是原來其中許多跳躍的連接手法、超現實的想象場景、人物誇張變幻的性格，根本是小說就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基諾的小說出版于1959年，與新浪潮電影同年甚至更早，小說的電影感強，與導演同步。這是文學與電影平行的做法，不僅是電影改編文學，或文學受電影影響。它們根本是同一文化衍生出來，忘形地互相對話，天馬行空，樂此不疲。

電影一開始在火車站，莎西的媽媽到巴黎會情人，把小女兒交給舅舅基伯奧(P hilippeNoiret，菲臘挪里，《星光伴我心》的電影放映師、《事先張揚的愛情故事》的詩人聶魯達)照顧幾天，由此就展開了莎西的巴黎之旅。

電影比想象中更忠於原著。其中光怪陸離的角色，都來自基諾的創作：這包括了夜間從事神秘工作的大塊頭基伯奧、他足不出戶的溫柔妻子麥思苓、浪漫的出租車司機查理、查理愛上的酒店女侍小腳馬豆、吝惜的地窖酒館老闆朱鹹多，他那老愛重複一句話「胡扯，胡扯，你只會胡扯!」的鸚鵡，跟前一堆鞋子老回憶戰時昔日光輝的鞋匠基力多、還有多情的寡婦、她愛上的身份模糊的掏蓋庸。還有大伙羊群心態的遊客，這些人物交織成一幅幅光怪陸離的都市漫畫，點綴了主角莎西的巴黎浪蕩。

莎西來到巴黎，只想做一件事：去坐地鐵。但地鐵工人剛好罷工，地鐵關閉。

於是她在巴黎街頭閑蕩，為自己尋開心。從她眼中看出來的城市，以及她對成人世界的看法，跟過去或小說中習慣刻畫的巴黎、美化的童真世界，都有很大距離。

基諾小說中莎西的形象，跟一般小說中天真無邪的女孩形象完全不同。她滿嘴粗話，刁鑽任性，但不講理的無忌童言有時又有幾分道理。從近郊來到巴黎是一種新經歷，亦正值戰後美國文化影響的時代，莎西喜歡的是可樂、牛仔褲、地下鐵，完全是現代生活的產物。正如馬廬所說：莎西是個「令人不安」的角色。可借以探討社會對「童真」的曖昧態度。

從小女孩看光怪陸離的花都小說也真是借用莎西這角色，來寫光怪陸離的成人世界。

在小說里莎西說：「這沒有什麼邪不邪，生活本來就是這樣嘛!」又有一處，她說，「生活，你必須認清它!」莎西人細鬼大，一點不浪漫。查理跟馬豆有一段浪漫愛情，最後要終成眷屬，馬豆跟查理離去。基伯奧說：如果在美國，大家會給情侶的車撒花紙。莎西說：「你看的那個是老電影了。現在的電影結尾時結婚的人比從前少。我比較喜歡看他們全死光。」掏蓋庸假扮警察，想騙小女孩。莎西也敷衍敷衍，大吃大喝，最後還搶了買給 她的牛仔褲走路。歷盡滄桑的寡婦老是遇人不淑，碰上掏蓋庸以為他是情種，一往情深愛上他。莎西卻不斷拆穿他的西洋鏡。寡婦還不如小女孩清醒：「啊，愛情……有一天你也懂得愛的時候……」對此莎西不禁回答：「你真是令人禁不住要說粗話。你再這樣下去，我可要叫警察了———叫另一個警察!」莎西嘴巴不饒人，老是追問基伯奧是不是同性戀，又想知道多一點同性戀的感受。莎西的旅程也似發現的旅程：但這發現不是發現一個終極的真相，而是發現現 實有捉摸不定的部分，不是那麼容易為庸詞套語所把握。

小說中每個人的身份都不肯定。名字和身份不斷變化。掏蓋庸時而以警察身份出現，時而是情種，時而是惡棍。查理是粗魯的司機，卻喜歡「盡訴心中情」式的濫情信箱，浪漫得一塌糊塗。基伯奧是看來叫人生畏的大塊頭，實際工作最後揭曉，卻是午夜後在酒吧易服為舞孃做表演。溫柔妻子馬思苓看來像典型家庭主婦，沉默背後卻好似另有一重神秘身份。

小說中對花都巴黎的描寫也盡反陳腔濫調：查理和基伯奧在車中向外來的莎西介紹巴黎名勝，本地人對哪是先賢祠、殘疾軍人院還是里昂車站也攪不清。後來遊客一窩蜂湧向名勝，羊群一樣聽人亂吹。他們湧往餐館，被繽紛的本土色彩弄得興致高昂，「這時，披著短裙似纏腰布的侍者開始前來布菜，他們端來傷風般的啤酒、髒兮兮的酸白菜、上面排著帶粉的香腸、長霉的肥肉、黑乎乎的火腿和長了芽的馬鈴薯，完全無視法國馳名于世的烹飪榮譽。」這樣的描寫，也可近似莎西那樣拆穿幻象，跟廣告宣傳式的溢美之詞相反了。

小說的嘲諷不是刻薄無情，是看到傷感、濫情和煽情只是扭曲感情的姿勢而已。小說第十六章結尾，寡婦這才發覺感情被騙，呼天搶地悲哭。基伯奧對她說：「不要哭了。你那家伙不過個偽君子。我們受夠了……來吧，跟我們一起去吃洋蔥湯。洋蔥湯總可以平息、減輕痛苦的。」這種對感情的反高蹈態度，也見諸作者的文字態度。小說不是只帶出題旨、附和流行話題。小說本身以創造性的文字思考反省、清滌累積的庸見、嘗試發掘新的角度，對文字的態度也是對現實的態度。

所以小說中語言的探索也大可欣賞：充滿文字遊戲、俚語與裝腔作勢的雅語並置、字謎、自鑄新詞、雙關語、聲東擊西、正言若反，比比若是。全書第一章第一個字，基伯奧在火車站的感慨「Doukipudonktan」，應該是「D’ouquipuedonctan t?」(誰那麼臭呀?)的撮略。第十五章壞家伙的挑情/調情/求情，大玩法文的詞性變化，也害譯者吃了不少苦頭(兩本中譯，內地譯本較重文字流暢、依循傳統表達習慣的中文；台灣譯本則較細緻及嘗試創意。本文引文部分依台灣譯本，部分參考大陸譯作及原文略作修訂)。

基諾與潛文學作坊

雷蒙基諾(1903-1976)，在法國是以語言實驗著名的小說家和詩人，也是科學家和數學家。他1959年出版了《莎西在地下鐵》後聲名大噪，全球賣出超過一百萬冊。《莎西》探索語文書寫各種可能性，文字對基諾來說不單是表達的渠道，也是作品主角。

基諾專研數學，把它視作靈感來源。他嘗試以數學方程式探討文學的基礎。在《風格的練習》(Exercisesdestyle，1947)里，他用九十九種方式敘述一個男子在車上聽到的一場口角，表示一件事是可以用無數方法陳述。他很多小說都刻畫社會邊緣的角色、質樸平凡的人，場景多在地鐵站、小咖啡店，郊外的戲院，例如《生命的星期日》和《藍色花》。基諾短暫參加過超現實主義，後來他跟傾向共產主義的超現實主義者決裂。

有人這樣形容雷蒙基諾：「他的想象力結合了數學家的熱情和詩人的理性。」基諾與友人創辦的「潛文學作坊」(Oulipo)至今在法國文壇上影響很大。卡爾維諾也曾是個中成員。這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成員往往勇於創新，嘗試不同的敘事及結構手法、反思語文本質，又喜歡自設限制去做各種實驗，其中一位有名的作者喬治庇希(GeorgesPerec)，就寫過一本三百多頁的小說《隱沒》(Ladisparition) ，從頭到尾完全不用e這個字母。這還不是文字遊戲而已，小說寫二次大戰猶太人的經驗。e字母的缺席也隱喻猶太人的消失，當然作者名字裡就有四個這字母，所以也有人說這也暗合了作者的消隱吧。庇希吸煙很狠，四十多歲就肺癌去世了。我有一年在南部遇見他的遺孀，飯後邀我們到她家中小坐，說了許多他的生平趣事。

我在2002年應邀往巴黎參與「兩儀文舍」的中法作家交流，就「名字」主題與一法國作家傑克儒埃(JacquesJouet)各寫一篇小說，儒埃寫的是《誰把香蕉叫香蕉》，我的是《尋路在京都》，彼此與譯者及評論家交流時，我才知道儒埃也是當代「潛文學作坊」的名家，著有《外國元首贈禮博物館館長》、《梯子和蝴蝶》、《我漂亮的旅行車》。他還有在巴黎地鐵上寫成的《地鐵詩》，去年聽說還公開寫作一篇連載小說。我印象中的儒埃是位溫文博學而又有幽默感的作者，總是想出一些別出心裁的新花樣。我最欣賞潛文學作坊諸家的，也是他們對生活和文字的新意。

從五十年代走到今天的莎西我在六十年代是通過馬盧的電影而對基諾發生興趣，去訂購他的小說來看的。

當時覺得手法清新，寫了一篇讀後感《想乘地下火車的女孩》，收入我1972年台北出版的散文集《灰鴿早晨的話》，後來學習法文，還借助英譯對照，譯出他的短篇《托洛城的馬》，後來也收入在台出版的《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當時大概是覺得這種寫法很有新意，把歷史神話用日常處境幽默文字寫出，想作為與潮流大方向不同的參考，自學也與同好分享吧。

西西七十年代中在《大拇指》上有幾篇以星期天為題材的實驗，是她八十年代較成熟的短篇的前奏，沒機會問起是否曾從《生命的星期天》得到啟發?

近日讀到當代陳寧的散文，倒是寫下向《風格的練習》致意。我始終很喜歡基諾的某些作品，尤其是其中的幽默與創意。不過基諾和「潛文學作坊」的一伙人也有不少是科學家和數學家，我數學不好，對於太技術性的實驗就沒有那麼上心了。但重看莎西電影和小說，確還有叫人回味的地方。《莎西》一書現有台灣和大陸譯本，看來這種跟中國現代文學沉重寫實主流相逆的另類風格也還有讀者吧。

小說第八章，基伯奧在巴黎鐵塔上有一場漢姆雷特式的獨白：「……巴黎只是一場春夢，莎西把它想成一場美夢或是噩夢……頂多加上白癡小說家在打字機鍵盤 敲出來的妄想……」小說顯露了純真與世故、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種種張力，節奏明快，沒有靜下來的一刻，描畫出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沒有什麼是肯定的。巴特當年就曾撰文論介基諾。基諾對現實和文字的反省也影響了後來者，還比枯燥的文字實驗者多一份幽默感，亦並不是「過把癮就死」這麼簡單。

莎西在巴黎的浪蕩最後以在夜盲咖啡店的大戰告終。莎西時睡時醒。馬廬的電影成功營造那種疑幻似真、既超現實又是無政府主義反叛的氣氛。馬盧加快電影的速度，以電影語言演繹戲謔成分，製作一出色彩繽紛的瘋狂喜劇，帶出後冷戰年代巴黎文化的懷疑與思考。

小說最後寫地鐵重開，衆人趕忙把睡著的她送往火車站，好教黎明時分跟母親會合回家。馬盧落實拍攝莎西在地鐵中的睡相，強調了她夢想的地鐵重開，她卻睡去而錯過了。又把送她的騎士具體顯示是麥琳喬裝而成，把原著的暗示更具體展現，也為基伯奧夫婦性別倒錯增添一筆。

書的結尾，莎西游巴黎的感慨是：「我老了!」你猜馬盧電影中演頑皮小女孩的演員卡芙蓮·戴夢祖(CatherineDemongeot)後來怎樣了?她演過一兩個小角色，長大後就沒再演戲了，當了歷史學者。其實莎西這角色若活到今天，也五十多歲了，不能再演反叛的小女孩，一定也嘗過乘坐人生的地下鐵，試過種種複雜的成人角色，在不同的軌道上交叉往返了。

《南方都市報》（全國版），2010年6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