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阿城 ， 隔著一層玻璃見他在錄音間接受訪問 ， 正認真回答說 : 不懂下棋。關於吃的問題 ， 回答也令問的人覺得意外 ， 說對吃毫不講究 ， 雖然 ， 也本色地加上一句：亦不反對吃到好的東西。〈棋王〉這篇小說 ， 正如汪曾祺說 ， 寫的就是關於吃和下棋的故事。如果現在阿城故意對這兩件事表示冷淡 ， 是不是想提醒問的人 ， 不要把這兩件事看得太死 ， 除了既是現實的事件 ， 也可以是超乎現象實況的一點甚麼 ? 除了寫個人的經驗 ， 是不是也有更複雜的反省 ?
與阿城閒談 ， 發覺他很會說故事。阿城的小說當然都從他的生活中來。但有這樣生活的人 ， 不一定寫得出這樣的小說。他的小說 ， 都是從一個平常人的角度去敘述 ， 這人也像他的同代人 ， 受到挫折抑阻 ， 隨著時代浮沈 ， 只不過沒有選擇鼓噪或者酸憤 ， 而是在無法相信絕對標準之中冷靜探討相對的道德與準則 。 這人可能與其他人同桌吃喝談書 ， 欣賞人的善意 ， 擔心人的不仁 ， 但亦節制若不在沒弄清楚事情真相以前隨便亂作道德批判。這人也許不過是在整車不知覺般坐著的人之間仍有感覺的一個人吧了。但敘述的態度從來不會高高在上、不會自以為是 ， 而是虛靜地聆聽觀看、先有具體觀感再作結論 。 是否定了堂皇空洞的權威形象 ， 然後才從實在事件中尊有本事的平凡人為「王」。
接觸阿城 ， 會覺他是個很低調的人 ， 一切很隨和 ， 但逐漸你又會發覺他的堅持。好像是既熟悉事物的限制 ， 但亦在認識限制之餘 ， 在其中爭取更大的自由。他的小說也是這樣。
「三王」都是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去說故事 ， 這個敘述者的態度並不高蹈 ， 語氣並不激昂 ， 即使〈孩子王〉裡的「我」就是主角 ， 這個敘述者敘說「自我」的故事 ， 還是十分低調。一開始「一九七六年 ， 我在生產隊已經幹了七年。 」 有碗話碗似的 ， 沒耐性的讀者 ， 恐怕會嚷平淡了。接著下來 ， 更是流水帳地數算「砍壩 ， 燒荒 ， 挖穴･･････都已會做 ， 只是身體弱 ， 樣樣不能做到人先。」他顯然不是對鏡自照自我感覺過分良好的那種人。他承認自己是有欠缺的。但另一方面 ， 亦沒有過分自貶自憐 : 「自己心下卻還坦然 ， 覺得畢竟是自食其力。 」
這樣的人物 ， 也許就有人以為不夠豪情 ; 這樣的說故事方法 ， 也許就會有人以為過於平凡 ， 流於「客觀 」 了。不過如果有耐性看下去 ， 就會發覺 ， 也有「自我 」 的流露。
從如何敘說一個「自我」的故事裡 ， 也可以見到「文化」的制約與可能。這「自我」從何處見得呢 ? 正是從它處處要浪滅自我的說故事方法裡見得 。
第二三段寫去見支書 ， 從蹲的位置、等的靜默、接煙的驚奇與笑臉、答話的遲疑與警戒 ， 正顯出這人熟悉權力的規矩 ， 熟悉一般人辦事的方法。他事事不求突出自我 ，但亦不等於說他完全同意制度 ， 以及沒有感覺。
這「自我 」 亦有它的心理活動。全隊人破衣爛衫 ， 獨有他被分往學校教書 ， 換上新鞋新襪動程 ， 「我就有些不好意思 ， 想低了頭快走。」他亦有物慾 ， 亦有小器 ， 捨不得把鋤留給老黑 ， 不完全是無我的英雄。
去到學校 ， 然後發現校舍簡陋， 住所破爛 ， 學生沒有課本 ， 他才到學校 ， 上課前才拿到書 ， 書沒教過 ， 不知要教甚麼 ， 就這樣「慌慌地」走進去 ， 面對那群學生了。
從第一節課 ， 也就開始了自我和制度間的種種調整與磨擦。他上任後發覺種種局限。他高中才念了一年 ， 就給派去教中三 ; 學校沒給學生發書 ， 紙卻都給拿去印批判學習材料 ; 學生不大認得字 ， 作文又多是跟隨時尚的語句 ，瞎抄社論 ; 學校教的唱歌 ， 都是時下推薦的歌 ， 絕似吵架鬥嘴。
但是窮鄉僻壤也有好處 ， 買不到標準的備課教科書 ，可以隨他怎樣教。當然老桿兒也是小心 ， 自覺社會的制約 ， 問過了才改轍。隊裡的來娣約他合寫一支歌給學生唱 ， 他自己嘗試創作 ， 總有陳詞在盤旋 ， 覺得脫不了濫調。翻翻字典 ， 卻覺比小說還讀得。
第三節開始 ， 孩子王開始改變教法 ， 要孩子們不抄社論 ， 要清清楚楚寫一件事 ， 寫自己的感受 ， 流水帳也不怕 ， 他還批評了過去的種種做法。「一氣說了許多 ， 竟有些冒汗 ， 卻暢快許多 ， 好像出了一口悶氣。 」 自我的浮頭 ， 似乎與感情的隱約感受、創作的抒發與反省有關。
孩子王最初在課室裡教書 ， 心卻野在外面的雞牛那兒 ， 還在黑板上無意寫下「牛 」 下面有「水 」 的野字眼兒 ，也仿如佛洛伊德說的「失言 」， 隱約流露了制約在規矩下面的一點自我。
來娣要作歌 ， 也是一種自我對意義的追尋 ， 不要以為她「只會燒火做飯 」， 要「悄悄做出一件事 ， 叫他們服氣 」 。做出來以後 ， 人家穿喇叭褲新裝她也不妒忌了 ， 因為她找到了自己 ， 「老娘的曲子出來了 」。
老桿兒本來謹謹慎慎 ， 照規矩辦事 ， 現在卻在集體定下的標準之外 ， 有了自己的反省：「我於教書 ， 到底要負怎樣的責任 ?」 而不是要像每個人那樣教。於是他在傾側貧匱的環境之下 ， 實事求是地教學生從認字做起 ， 從自己的實在經驗做起。他與王福的打賭 ， 想說明「記錄一件事 ， 永遠在事後」。重點應該不在強調臨摹現實 ， 而是反對觀念先行的假大空筆法 ， 希望清洗了「大話 」 無所不在的痕跡 ， 好教言語與經驗有比較老實的配搭。所以作的歌詞說「文章靠自己 」， 把文化的希望 ，放回個人的覺醒上面。
但社會文化的超穩定結構不變 ， 個人的能力去到哪兒呢 ? 作為一個中學的教師 ， 不禁「覺得眼睛乾澀 ， 便擠一擠眼睛 ， 想 ， 我能教那多的東西麼 ?」
廟裡老和尚的故事循環不絕 ， 老桿兒把竹笆留給後來者 ， 把字典留給王福。在來娣旁邊並排寫下自己的名字 ，至少對大制度下自己能做所做的作出肯定。能放開便覺出輕鬆 ， 要幹下去就覺肩膀沈重了。
「記錄一件事 ， 永遠在事後 」， 但如果文字只是追臨經驗 ， 那也許還不足以寫出好的小說。阿城當然有經驗 ， 但更重要的是有透視與反省 。 小說裡的老師 ， 帶著生產隊的砍刀到學校去 ， 他當然有上山砍料放牛的生活經驗 ， 不避俚裡俗是可愛之處 ， 但教作文還是得從認字做起 ， 一本好的字典還是重要的。阿城他們這一代不同於六、七十年代一些作者的地方也在這裡 ， 他們不以為呼喊著走到街頭走到鄉下就是了解生活 ， 他們希望更深地探控民族文化的根。
所以他們並不片面地否定文字、輕視文化。書本和歌謠在阿城的小說裹佔一個奇怪的重要位置 ， 正如繪畫和戲曲在汪曾祺的小說裡。〈棋王〉裹提到的大字報和最新指示等是文字 ， 但老頭兒的棋譜也是文字 ， 影響王一生 ， 喜在他的腦子裡。〈孩子王〉裡那教師納罕為何紙都拿去印學習材料而不印對學生有用的課本。文字的確可以用得好也可以用得壞。〈傻子〉裹談書法時對表裡的看法也是做人的理想 ， 正是與老李家中發生的事呼應。即使〈迷路〉裡 ， 那本醫生手冊也並非無用 ， 只不過作者當然也巧妙之暗示了活用消化和除咒似地把書捧在胸前大唸特唸的不同。而在〈棋王〉、〈孩子王〉和〈樹樁〉裡 ， 王一生憑棋、王福用文字、大爹以歌 ， 各在蹇滯抑阻中奮發 ， 實現了人格的美善和生命的強壯 ， 經歷毀損仍發揮了民族文化的活力。
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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