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祥 :
在《讀書人》讀到你和黃念欣的對談 ， 說起從散文看生活取向 ， 讀來好似憶起一些親切熟悉的觀點。我們過去的確是這樣看待散文的
， 甚麼時候事情開始變化呢 ?
但跟著下來你說寧做三流創作也懶做二流學術 ， 背後的理由我可不同意了。不是說這就是「墮落 」， 只是不覺得只有純散文才是生命的結晶 ， 不認為「評論
」 就應該跟「生 命 」對立起來吧了。我高興聽見有人把創作跟生活連起來想 ， 但又想或許不必就把思考從生活中剔出去呢。
我這樣說 ， 發言的立場並不有利。你一定會說 : 我有一段時間沒好好寫散文
， 盡去搞一些好似評論的東西 。 是的 ， 上一本散文集《昆明的紅嘴鷗》 ， 寫的是八 O 年代中回去大陸眼見的山川人物 ， 不管是發現的興奮還是失落 ， 都是從具體的處境、實際接觸的人事地誌
， 逐漸發展出自己的觀感。 在那之後 ， 散文的心情逐漸遇見了更多無法以純粹散文抒寫的東西。
以前對我來說 ， 散文總像私人的感覺。散文從靜觀開始、散文從個人的體驗牽引出反思、在過程中形成了個人對生活態度。但個人面對詭變的時代 ， 也面對了許多曖昧的處境
， 不再是一套簡單的態度可以應對得了的。若長久置身於一群志趣相同的朋友之間 ， 個人的意見當然會得到大家附。但早晚要走出來 ， 自然得面對不同集團分歧的興趣和利益
， 意見發表在報刊雜誌的公眾空間 ， 也會引起共鳴或反駁 ， 在公眾言談的脈路裡 ， 也會招走了種種不同立場的空間。個人生活態度是一回事 ， 社會的大氣候又是另一回事，我們這些閱讀散文的人
， 習慣了由文章去體會生活的取向，現在卻正好面對主流傳媒控制了溝通模式的狀況 ， 因而往往只見市場上包裝鮮明的種種形象。潮流的擊盪、世情的變化
， 的確造就了許多洪亮的聲音和出位的姿勢 ， 以致似乎是私人的話語也充滿了政客的眼神與動作。這幾年 ， 我也在看報刊上的文字 ， 也看整本的書 ， 我愈來愈想看到一些散文 ， 能在種種潮流之下 ， 流露新鮮的生活態度 ， 真對舊典範有所反省 ， 平實地在生活中有所實踐 ， 流露在文字之中。我很想看到一種新的散文
， 我希望在舊潮流中看到一個新人。
我八四年回港後 ， 因為工作忙碌 ， 有好幾年沒到外面去 ， 後來訪問昆明、成都、上海、蘇杭等地 ， 看到種種變化
; 直至八九年底 ， 又不禁望向外面變動中的東歐。九 O 年在柏林和東歐、九一年在紐約 ， 看見圍牆倒下的歐洲新面貌、文化溶匯的後現代風景 ， 的確有許多感受
， 點點滴滴溶入我正在思考的問題中 ， 也改變了我對某些問題原有的看法 。
這階段寫散文 ， 好像自然逐漸夾雜了許多談文化寫評論的心情 。 八九年令我們對東歐的劇變寄以厚望
， 在圍牆倒下的世界漫遊， 卻又令我更具體見到歷史與現實、政治與商業交纏的新處境新問題 ; 北美的文化 ， 令我們對雅俗文化的滲透補充有更深體會
; 在東方與西方來回 ， 更屢屢感到今日文化交流的種種不平衡亦互不了解的現況。這些問題都不是過去那些黑白分明的模式可以說得清楚的 ， 要說下去 ， 也不是純文學的刊物可以刊登的了。既然從純文學的圈子出來
， 接觸更多雅俗文化的例子 ， 發表也多寄生在綜合的報刊雜誌 ，如八七年與羅童、王仁芸、葉彤、何國良在《信報》令寫「觀景窗」專欄以及其後在《大公報》的專欄、從八九年初開始在《信報》、然後在《星晚周刊
》寫的「越界的藝術 」的專欄 ， 還有在《天天日報》的「圍牆後的風景 」 寫東歐的經驗 ， 在《新報》的「紐約──香港」寫客居紐約半年的感受 ， 期間也還在《博益月刊
》、《電影雙週》、婦女雜誌《姘》、稍後九 O 年十月底創刊也叫做《越界》的文化雜誌寫過創作和評論 ， 後來還在《星島晚報》寫過連載小說《搬 家》和「電影與文化」專欄，在《華僑日報》文化版寫過稿
， 在《現代日報》連載小說《大話西遊》。在這些地方寫稿，時寫時停 ， 或由於需要不同 ， 或由於版面改變 ， 更無可奈何的是我們陸續經歷許多報刊的結束 ， 不僅是《博益月刊 》、《星晚周刊 》 ， 到後來連《越界》、《現代日報》、《華僑日報》等都也結束了。起先由於篇幅關係，
有時不能盡言 ， 有時要同一篇文字分開兩半在兩個地方發表 ， 後來連發表也不容易。不光是創作找不到發表的地方 ， 連文化評論也逐漸找不到發表的地方 ， 真不知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我最先用「越界 」 作為專欄的名字 ， 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從純文學的圈子出來
， 對文化的諸般情態更感興趣 ; 另外是自己來往異地他鄉 ， 有時反而在接觸新人回顧舊事時提供了新的思維 ; 但自己更願意探究下去的是
: 在許多別人 ( 以及自己 ) 既定觀念的範圍之內 ，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越出固執的界線 ， 比較包容也比較靈活地思考問題呢 ?
我從一個以創作詩文為主的作者 ， 在這一階段好似越出原來文類的界線 ， 變成在創作中包括評論的思維、甚至有時變成一個以寫作評論為主的作者 ， 這未必是社會文化干擾了個人的詩情
， 是生活在這文化空間 ， 自然需要直接或間接作出回應。在工作和生活上 ， 在家庭和朋友之間･･････各種各樣的關係好像都發生了變化 ， 當你要描述或反省，也發覺總有那些難以言盡的曖昧的角落
， 需要新的語言來把它言說 。 抒情文體應該不是文字或感覺的惰性流露 ， 是從層層繭結的感情與觀念中迂迴摸索吐出新辭 ， 這新辭未嘗不可以是論說的言語。
我的辨刊物的朋友後來沿用了「越界 」 這字眼。甚至有些電影譯名也用了這詞，好似帶幾分瀟洒的味道。但我知道 ， 越過界線，滋味並不好受。你可能會兩邊不討好，你不屬於那方面
， 你會受各方排斥，你不會握有權力，你暴露在最外行的批評底下 ， 你會受突襲的暴力所傷。
其實越界不是說我比你超越，我比你走得更遠 。 越界是不得不離開了舊有的環境，又要面對新的界域的挑戰 ， 一個人可能失去了舊有的關係、失去特權、失去會籍。越界是在一個互相讚美的小圈子中靦腆地提出異議、由於沒有會員證而不能進入新的會場。越界不是藉走私謀利、就兩地的匯差賺錢 ; 越界的人有時會丟失貴重的行李、有時失去証件、有時甚至冒著失去身分的危險。越界不是斬釘截鐵與過去脫離關係，越界不是過橋抽板 ， 越界是背著沉重的行囊、帶著過去的糾葛進入新的牽連
， 思前想後 ， 在說一種新的言語時浮現了舊的詞彙，帶著飛行後的痕累發現自己不是抵達天堂而是下塌一間平凡的酒店 ， 想撥一個電話又想起那邊正是深睡未醒的黎明。由於你的位置
， 你想向邊界兩邊溝通 ， 但他們都會覺得你不是自己人 ; 你沒有辦法 ， 你只能嘗試就仍然可以溝通、有比較接近想法的人開始
， 但既然你總是嘗試表達不同的意見 ， 你也有可能被別人一笑置之地當作開玩笑 ， 或者索性連他們也冒犯了。
來到疆界的這邊寫信回去那邊 ， 並不是賣弄眼見的奇花異草以驕親友 ， 是想把兩邊的不同告訴大家 ， 讓大家知道別的人也許並不那麼可怕 ， 自己習慣了的生活態度以外也有其他值得尊重的生活態度呢。但我們都知道
， 界線是不容易超越的 ， 許多時我們以為越界 ， 其實在原地踏步。一個瀟洒的字眼是沒用的 ， 如果我們不時刻反省自己是否又固定了疆界。越界並不就是為圍牆的倒塌鼓掌
， 也該去思考牆倒後的 新問題 ; 並不就是反百老匯音樂劇捧前衛劇 ， 越界應該是也可以批評前衛劇也不怕去看看商業的東西。越界並不就是大罵「異性戀霸權」、高喊「女權至上
」 ，越界是也有勇氣去檢驗同性戀、女權、素食、 New Age 、文化研究、後現代、後殖民提出的新觀念那裡有沒有新霸權。越界不是大罵父權、專制、暴君而令自己超然地站在不敗之地
， 越界是也檢驗自己的腦袋裡有沒有專制的暴君。最重要的 ， 也許是認識疆界在哪裡、界線去到哪裡、自己其實是站在哪裡。要認識界不是那麼容易越的。即使從一個最普通的寫作人的角度開始
， 你從接觸的人事引發感應 ， 其實離不開種種文化的制 約 ， 不管你說的是甚麼 ， 抒情還是說理 ， 附和或者抗拒 ， 你沒法完全離開俗成定見的框框 ， 你是設法與之周旋吧了。文字是溝通的書簡
， 但也可能寄失了 ， 寄錯了地址、永遠沒法抵達一個理想的讀者。你在專欄手裡設想一個理解問題的收信人 ， 或者無意中為別人所轉載 ， 現實的猜測卻是以為你一稿兩投
， 令你啼笑皆非。
在這樣的現況下，很難想像寫作是一種遺世獨立 ， 只供文人雅士欣賞的精雕細琢的瓶甕 。我嚮往的散文包容性更大、探索範圍更闊、視野也更寬敞。我們從散文去感覺生命的情調，但這些情調的形成和實踐與更大的文化脈胳有千絲萬縷的根源。其實一向以來，許多不同的中文作者
， 包括香港作者 ， 在散文方面創造了多種面貌 ， 正是現代都市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個性和風格，只是編選和評論的人把範圍弄窄了。最近與葉揮通電話，談起大家讀到的青文書屋剛編好的《香港文學書目初步資料彙編》 ， 從那手裡見到不少被目前眾人遺忘了的書名 ， 不禁想到其實香港的散文本來最是多姿多 采 ， 但在出版和評論方面卻不見相應、的熱鬧
， 也還缺乏足夠的選本。我想我們都先後欣賞過不少人從散文中流露出來的生活態度 ， 也覺得香港的優點之一正是容許這些不同生活態度的發揮 ， 擔憂的正是大氣候或小氣候都促使發展變得狹窄、生活態度也變得單一了。
各類書本 ， 包括散文 ， 都還在出版。也有書展和講座。沒有更多好書評 ， 沒有更大的理念的共識是問題。但我提議我們不要孤立書評來看 ， 因為書評連起創作、出版與接收的整個文化環境。不思考文化空間的人為風氣
， 只就書店當眼處的書論書 ， 以流行的意見為定見 ， 自然就沒有反省書與輿論是如何製造出來的了。
整個讀書界被許多既定觀念包得嚴嚴密密的 ， 強調人間有情、感性接觸、思考就是扮高深、批評現況就是不敦厚 了。所以我想現在有志於寫作文化評論的人 ， 他們寫出來的東西
， 其實也並非不像你們談的散文一樣 ， 流露了某種生活取向。雖然並不抒情 ， 但也並非沒有生活態度的。大家總以為評論就冷冰冰死翹翹 ， 散文就暖烘烘充滿創意 ，
其實這也是一種定見呢。也許因為我初讀評論時 ， 就讀到葉嘉瑩、程 抱一、熊秉明諸人的文藝評論 ， 後來再讀到古往今來許多哲學和藝術論文 ， 其中寫得好的往往能直指生命、充滿創意，令人通過嚴謹的論文
， 也一樣能感到背後作者的人格與態度。翻看北京的《讀書》、台北的《誠品閱讀》 ， 較好的文字是能在潮流的喧嘩中娓娓說理的 ， 那裡面亦有一個鮮明正人格。在香港這個目前缺乏討論園地也沒有共識的地方，文明的新見解就比較罕見了。
我期待可以包容其他文類侵點、啟發新視野的散文 c 眾以談文說藝來說 ， 那本是香港散文眾多風格的一種 ， 而文化思考亦未嘗不可以擴闊散文的境界。我們心嚮往之
， 但個人只能在自己的局限中做事 。 說論文可以是生活態度的流露，但正如散文一樣 ， 可以流露的生活態度也有許多種。在一本刊物的書評特輯上 ， 有人對香港文化評論的看法是以
「 流氓氣 」 為好處 ， 我讀到也只好覺得道不同 ， 無話可說了。評論中的中肯還是乖張 ， 當然也是生活態度的選擇 。 翻過一疊疊報刊 ， 有時也像過去希望看到好散文那樣希望看到一些對習氣成見不同的新觀點 ， 可惜往往還是難覓。但在報章繽紛的篇幅上 ， 偶然還可以找到文字認真觀點紮實的散文
， 我也佩服 那功力在辭藻以外 ， 那些敢發了新的感受帶來新見解的。
我與你過去一起辦過文藝刊物 ， 這幾年大家其實疏遠 了。我們多年沒有見面 ， 你大概以為我不寫創作光做學術、做了純文學的逃兵吧。我們不要因誤解而互相攻擊
， 讓我們各以不同的態度繼續創作。我雖然沒參與同人刊物 ， 還是有創作 ; 教文化評論為主 ， 但這幾年偶然在藝術中心也教寫作坊
， 教寫散文的時候 ， 從寫自我開始也不願停止在那裡就以此為滿足。這階段對我而言是抒情心境與思考心境的重壘 ，也可能是隱然覺得新一代的寫作人也需要文化思考
， 評論者也未可隔斷創作的經驗 ， 所以才把創作與評論揉合來講。我九五年出版的《香港文化》一書就是從藝術中心另一個講座的講稿逐步發展出來的。我的想法是從事文藝創作的人也要了解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文化。我是從事創作的人
， 到頭來也不能不專就香港文化問題思考 ， 嘗試從許多繭結的定見中提出我的論說。
書出來以後搞創作的人覺得我太理論性了 ; 但誰料讀社會學的書評人反又嫌我寫得太文藝化 ， 太多實際的例子而不夠理論化
; 同時喜歡文學的人問我為甚麼不多談文學 ， 喜歡普及文化的人不喜歡我並舉文藝的例子。我又一次覺得自己吃了越界的苦頭 。
我們這些人本來都是寫散文的作者 ， 有感於香港的文化環境不夠理想 ， 才設法想去做點甚麼 ， 比方我和你先後參與藝術發展局的文學小組義務工作 ， 恐怕都是希望能從實際工作改變我們文藝創作和發展的狀況。從我過去這一兩年的經驗看來
， 這工作可以是有意義的 ， 我也希望你可以公平和開放，兼顧又有原則 ， 對文學的界定不會太狹窄 。 但要真正改變我們的人文環境 ， 那就還同時需要更多人自覺地在教育、創作和評論方面工作。我最先面對的困難
， 來自其他藝術界和行政人員對文學現況的不理解、也來自文學界本來的積弱。但隨即而來一些連群結社的活躍份子 ， 本來就未見特別熱衷於文學創作 ， 突然以為本來無利可圖的文壇也有金錢和權勢可爭
，嘩嘩地爭著說出了許多難聽的話，其實暴露了本身的無知 : 例如以某一個圈子來代表了整個文壇、以連群結黨的活動代替了文學創作、盡量發揮文字的交際能力，製造聲勢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
， 結合以欄謀私的專欄作家，粗暴地反對香港文學資料的整理、反對支持書評的雜誌、文學獎、以及反對支持大小出版社沒有其他資源幫助的有意思的多元出版計劃 ， 只鼓動要重複資源去支持已有銷量保證的產品
， 或者以宣傳去建立文壇霸權的地位。以寫散文的心情來面對這些聒噪的聲音 ， 也真有秀才追著兵的感覺了。我們自己創作之餘 ， 似乎也不能不花時間來澄清誤解、分析詭辯的謬誤
， 但我當然也希望文字的意義不止於此 。
跟著下來我要離港往外國訪問半年 ， 所以在五月中請辭了藝術發展局的工作 。 我還是希望它可以好好運作下去、為本來疲弱的文學界提供一點幫助。至於我自己
， 倒是想好好地靜下來寫一點散文、寫一點評論。兩者未嘗不可成互相補充 ， 我還是會以一個創作和評論人的身分 ， 參與這個文化環境的。
原刊《讀書人》，一九九五年六月，
一九九六年回港後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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