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0日 星期二

給也斯的三封信.葉輝

一、

也斯:

已經是2008年的歲暮了,這一年過得好像比任何一年還要匆忙,去年底還是今年初我們跟老莊在長遍佈生店的後街吃過一頓要命而痛快的「打邊爐」,五月某一個滂沱大雨的黃昏跟陸灝在北角留園吃了一頓有詩有書有煙有酒的好飯,然後,有一回到三聖邨跟你的學生吃了一頓豐盛的海鮮宴,有一回在黃色門跟周蕾李歐梵羅卡舒琪他們吃了一頓不錯的川菜……想來好像還吃不了幾頓飯,這一年便快要草草收場了。歲暮正要靜下心來整理積壓的殘務之際,便得悉你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要整理出版了,那是說,不是一年容易,原來已經十年了,十年也彷彿是一闋南音(老薛愛聽嗎?我猜他多半喜歡),一首fado、chanson或jazz(羅傑愛聽嗎?我猜老嬉皮士還是愛聽愛與和平的民謠吧),一曲終了,老薛和羅傑大半生的韶華極勝已然開到荼蘼(你的、我的何嘗不是),便只剩下不願消散的裊裊餘音……

想來有十四五年了,你記得嗎?我也曾跟你去過《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裡那家髮廊/酒吧,只去過那麼一次,在雜誌、在不同選本讀這個故事的時候,總聯想到好一些「一店二用」的記憶,很多年前在元朗(還是上水)一家紥作店看畫展,銅鑼灣一個住宅單位白天是音樂教室周末晚上曾做私房菜,觀塘曾有一間跌打醫館晚上變身曲藝社,佐敦有一家消失了的樓上照間館晚上變身甜品咖啡館……我便想,這些「一店二用」都有這樣那樣的故事,也許不一定是香港特色,而是壅塞城市裡的另一種殖民或後殖民,或因經濟、或因宗教及其他精神信仰,或因愛與夢想而遷徙流變遷徙,這店那店的「原住民」與此用彼用的「外來者」如此這般交遇,一如隨著遷徙流變的食物,和愛情。

我其實也不一定抗拒大時代的「大敘事」,只是覺得像老薛與不同色澤的女子、羅傑與愛美麗或阿素、史提芬與瑪利安……等等飲食男女的小故事,讓我讀出一份無以名狀的味道,一種甜不了一會兒便酸了澀了,甚或略帶辛麻、有血有肉的bitter-taste humor,這混雜的味道我在另一本小說裡嚐過:那是奈保爾(V.S.Naipaul)的一個短篇——One out of Many:一個來自孟買的廚子Santosh,跟隨主人流徙到華盛頓,希望尋找新生,卻一直是種唉大熔爐邊緣的局外人,他已有家室,可沒什麼學識,偏偏邂逅了一個比他高大得多的黑女子,殖民或移民的食物與愛情都好像跟與航海史一棣,總有說不清的怪異而混雜的味道,這樣的故事,像怨曲,像一首後現代抒情詩,像《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啼笑蒼生,總是無數邊緣小人物小故事的其中一個——One out of Many。

我其實想說,這些故事的bitter-taste也許更像羅傑和老薛的人生(在某程度上,也可能是你的或我的),而不是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不是可歌可泣、盪氣迴腸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對羅傑和老薛,或者像〈沿湄公河尋找杜哈絲〉裡那個「開過酒吧、搞點設計、寫點東西、做點生意,甚麽都是玩票式」的史提芬,當旅途邂逅的女子對他說:「回頭我再找你喝一杯,好好說再見!」他只能夠苦笑:看情況吧!

我其實想說,生命有限,最好的可能是永不。是的,故事永遠說不完,十年了,在這一年將盡的時刻,給這漫長又短促得有如平凡人生的故事做個階段性總結也是好的。我們的匆匆浮生何嘗不是永遠的待續?

二、

也斯:

處理歲暮雜事又瞎忙了了幾天,都做得強差人意,沒法子,生命有限,最好的可能是永不。

我對〈斯洛文尼亞故事〉這篇紀遊小說特別感與趣,不僅僅因為你在故事裡提到齊澤克(Slavoj
Zizek)及其故鄉,而是因為此君很會說故事,很會從事物的另一角度提出教人深思的另一觀點,他被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稱為「空降到美國學院的犬儒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 the Cynic parachuted into the American academy),似乎並無過譽,比如他區分了「文化霸權」與「文化多元主義」,認為普遍資本形式與國族的關係,不一定是強制的壓迫,也可能是某種「自我殖民化」(auto-colonization),也許有助於思考你這本小說的後殖民情狀,就以羅傑為例,這個「鬼佬」的香港故事跟杜哈絲的越南故事有某些精神上的暗通,一個地方的本土人士如果有文化意義上的「自我殖民化」的可能性,外來者難道就應該被排拒於「文化多元主義」的框架之外嗎?

也許,從殖民地食物的混雜性也可以見出齊澤克所論述的「普遍性的三個層次」不是沒有道理的:全球化的「真實」普遍性——任何人的命運都不免捲進了全球化市場複雜的網絡;虛構的普遍性——這彷佛規範了所謂「意識形態霸權」的運作;理想的普遍性——這一層次體現了一種對文化平等革命的普遍需求。

我那天當眾說,無論我是什麼,你都是我永遠的master,並不是要跟你耍貪嘴,我是認真的。有一段日子,你的詩和散文裡的「與」字對我多所啟發,我學懂了將不同的範疇並置思考;但近年我發現你作品裡「與」的兼容意涵好像日漸消淡甚或消失了,與此同時,我也在齊澤克的文章〈抵禦民粹主義的誘惑〉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裡發現了「與」字的深層意義,他說:「不存在兩種科學,而階級鬥爭恰恰就是為了成為一種科學,為了將它據為己有而鬥爭。」同理:不存在兩種話語,兩性只有一種話語,被性別對抗從內部分裂出來;對抗還可以被表述為一種「與」(and)的語境;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將「與」充當一個準確的理論範疇:當「與」出現在他某些論文標題的時候,這個小字眼無誤地表示某個一般的意識形態概念,或更確切地說,某個搖擺的、中性的、含糊的概念,跟它的具體要求對抗——「與」於是分裂了初始的「含混的統一」,自覺或不自覺地引入了意識形態與科學之間的區別。

他借用了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與榮格(Carl G. Jung)的利比多(libido)概念,討論兩項之間永存的、分隔的斷裂:榮格認為利比多是一種中性的能量,以各種具體的形式(性的、創造的、破壞的)為不同的「變形」,而佛洛德則堅持具體存在的利比多必然是與性相涉——其他形式的利比多都是性滿足的、意識形態的誤解。兩者的分別也許有助於釐清意識形態的一些長期糾纏不清的概念。他繼而有此分析:「意識形態迫使我們假定『人性』為中性的媒介,『男性與女性』在其中被看作互補的兩極」:「依託這種意識形態證據,有人可以堅持說:『女性』代表具體存在的一面,而男性則代表空洞而含混的普遍性。這個悖論正是『女性』——即瞬間的特殊差異——充當了解釋男性普遍性發生的包容性場所。」

他又指出,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也只現了「與」這個連接詞,「存在」指的是抽象的普遍意義上的哲學的基本主題,而「時間」代表存在感的具體範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與」是「同義反覆」(tautology)——意指使用不同方式去表達同樣意念,即單一觀點透過不同或不斷的重複,產生多樣的結果——它結合了同一內容的兩種形態——首先是它的意識形態的根據,然後是它存在的「超意識形態」條件。

他在論述「與」字的時候,最關心其實還是環繞著意識形態的問題。他認為,這個「與」字放在兩項之間,即替代了第三項指稱,被「與」字連接在一起的兩項相遇了:「這第三項已代表了意識形態普遍性的具體網絡(「媒體」)的第二項」,跟辯證唯物主義的「與」相對照,唯心主義意識形態的「與」正好就具有這樣的作用:第三項作為要素的極性或複數性之共同媒介。

說回《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裡面的男女彷彿都是難以長期相與的,倒是食物的相與性質似有無限的可能,那麼,在愛情/食物之間用一個「與」字貫串,會不會是兩套利必多概念所涉及的意識形態的互補?會不會是「同義反覆」?存在第三項嗎?如果存在,又是什麼?是不斷轉換的故事發生場合或埸所嗎?這些我還沒有想清楚,但我猜想未必不可以為小說裡離離合合的人生提供思考的憑據。

三、

也斯:

最近我一直希望能搞清楚反抗是什麼,我為智德詩集所寫的序也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們其實很容易誤墮反抗的陷阱,以一種反抗否定了另一種,區分於是被理解為評級,不斷更新的價值標準很容易淪為新的教條,致令我們忘記了對自己追問下去,因而從根本上違背了反抗的本義」,流行的說法是上街的和身在抗爭現場的才是真正的反抗,據此邏輯,我首先懷疑為這些反抗者管接管接的司機、買飯購水補給資源的後勤人員,乃至廣大的精神或物質支持者,究竟算不算反抗者?難道反抗只是如齊澤克所言,為了成為一種科學,為了將它據為己有?

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所區分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和「良心反抗」(conscientious
objection),無疑是擲地有聲的論述,但克麗斯托娃(Julia Kristeva)的《反抗的未來》(L'avenir d'une revolte)所論說的、有別於虛無主義的態度、有別於新價值標準的「反抗」,我在智德詩集的序言中說,那無疑也是「另一種反抗,更深層的反抗:精神分析學如何對『否定性』(negativity)的重新發現,『渴求自由的慾望』(the desire for
freedom)如何跟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對峙,如何與之誓不兩立,如何作為『再生』或『重新開始』的『衝動』,如何演化成『我作為自已的他者』的重新認識,然後,如何深化為對『另一種語言』的愛(如何成為母語的『外國人』,如何從「翻譯」過程中尋回失去的語言)……」

「後殖民食神」老薛有沒有反抗?他的「殖民主義與食物的理論」,以及對人和食物的執著與兼容,在醉生夢死、戀愛失敗的同時有沒有精神或精神分析意義上的反抗?羅傑這個「鬼佬」、周末將髮型屋慢身為酒吧的史提芬有沒有反抗?反抗到底是不是局限於政治?是否也存在文化的、文學的、思想自由的反抗?克麗斯托娃一如齊澤克,不同意「極權主義的恐怖把反抗據為己有,將其變成了致命的教條」,她堅信反抗的自由是不可能被極權剝奪的,她認為兩種自由(及其反抗)可以並存,也可以有機結合,一種是民主的、技術的、重視因果的自由,另一種是強調社會團結互助的、詩意的、揭示性質的自由。

本來還想多談一下小說,已經是早上十時了,沒法子,生命有限,最好的可能是永不,那就只好等你的書印好之後喝一杯細說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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