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禁書展覧

看禁書展覧          也斯

到過台北國家圖書館幾次，有時是為了找書，它收藏的台灣文學作品和雜誌都不錯；有時是去参加會議，像去年的青年學者台灣文學會議，就是在那裡舉行。來自各大學的研究生發表論文，邀來各方的學者做評講，確是培養青年學者、推動台灣文學的好機會。最近一次去做研究，翻書找雜誌之餘，還看了一個特別的書籍展覧。來自香港的我們，很意外看到一所中央圖書館原來可以做這麽多跟本土文學有關係的工作！

這特別的展覽，名為<戒嚴時期查禁書刋展>。台灣1949年實施戒嚴，至1987年解嚴為止，政府部門依據出版法、社會教育法、戒嚴法、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法、刑法等相關法令查禁了不少圖書雜誌。現在則把搜羅得到的當年禁書展出，並整理編製展覽目錄。

五O年代的台灣，也像香港一樣有大量人口從中國內地移來。不同的是：百萬公教人員隨國民黨赴台之後，也就展開戒嚴令執行的第一個十年。不要說魯迅，就連凡是留在大陸的中國作家，如巴金、茅盾、老舍、鴛鴦蝴蝶派的張恨水、即使在國內不得意的作家如沈從文，作品於台灣都在被查禁之列。不光是他們的作品，連帶翻譯，王了一譯的《娜娜》、李霽野譯的《簡愛》、豐子愷譯的《初戀》都被禁了。紀弦在台灣搞現代詩，與香港的《文藝新潮》唱和挺起勁，沒想到《紀弦詩甲集》也曾是禁書！

台灣文壇據說有過文化清潔運動，武俠和情慾都隨時誤踏地雷。香港的《西點》大談金賽，他的《女性性行為》在台灣被列為禁書！《偉大的愛情》被禁够奇怪了吧？原來該書又名《女學生的袐密》，大概教評審者想入非非。郭良蕙是寫得不錯的言情小說作家，作品亦有在早期的《中國學生周報》和《星島晚報》發表。她的長篇《心鎖》六三年被查禁，引起筆戰論爭。相對來說，今日的讀者不會覺得這書有甚麽嘩眾標奇！

六O年代是各方思潮湧入的時刻，也是連串禁令惹人注目的時刻。雷震的《自由中國》1960年被勒令停刊，《時與潮》1963停刊、《文星》1965停刊、《人間世》1965也被禁。李敖的書在六O年代中被警總查禁，柏楊的十多冊書也在1970年被禁。從禁書也可見到時代的壓抑與徵兆。七O年代初見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的徬徨、黨外力量的壯大。在文化上是本土文化昂揚，鄉土和現代的弔詭爭論。我們當時同情的是被禁《將軍族》的陳映真、《紅土印象》的劉大任、也會翻看同時被禁的王拓、呂秀蓮，今天這些書都不禁了，作者却都站在我們過去沒想到的非常不同的位置上。七O年代書禁得最多，連荷里活電影《教父》等的原著都禁，西方普及文化伴隨新一代的讀者、不同的異見而來，勢不可擋，禁也禁不了！

對付查禁，民間亦未嘗沒有它的狡黠，私下翻印流通是暗渡陳倉，擅改作者書名可是明修棧道？於是郭沫若變成楊寬、李澤厚變成李厚、馮友蘭變成馬岡；到了八O年代，原來的嚴苛不住種種湧動，就像世界各地，愈是禁書愈是引起人的興趣，成為促銷的因素、壯大了禁書市場！

台灣在1987年7日15日終於解除戒嚴令。這的確是一個大突破。但是不是像童話裡說的那樣，從此各種書本就都快快樂樂生活下去呢？那就要仔細看下去了。能够舉辦一個禁書展覽，當然顯示了一種胸襟，提供了反省的機會，提出免於重蹈覆轍的警惕。但若只從政治宣傳想，只把禁制作為他人的陋習、把抑壓視為前朝的措施，也許就會忽畧了反省當前的良好素願了。

我從圖書館出來，翻開報紙想看電影消息，看到報上說教育部要製訂條例修改教科書上對與中國有關的稱謂，引起學界和家長的批評。我不禁想到，禁制書刊還是比較原始暴力的手段，當然造成傷害；但在發達的社會，資源的分配、政策的偏袒、輿論的操弄，還是能把權力施諸閱讀的素材，令一些文本彰顯又令另一些消隱。我們在香港看台灣難道就會隔岸觀火幸災樂禍嗎？不會的。我們沒有戒嚴令，但社會上由於種種商業政治私人利益由於粗疏而冷漠的因素而做成的偏頗，也往往令一些書本消失在眾人的視線範圍之外，而還沒有一個展覽去喚起對這些隱滅的文本的記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