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九龍「唔顯眼博物館」
去年我在東京看到六本木一個以「幸福」為題材的展覽，寫了一篇報道。後來有人說，政府那時也舉六本木作為商業與文化結合的成功例子。可是我想我要說的，其實倒並不是說這種結合一定成功，反而想說文化展覽的籌劃，需要廣闊的文化視野和長遠累積的修養呢！
後來有一個機緣，青年協會找我去當評判，看青年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幾個博物館的建議，我想看看青年的創意，也想了解一下這個計劃是否真的在收集民意，便答應了。年輕人的建議，五花八門，好處是不像地產商或有利益牽涉在內的有關人等，因而可以盡量發揮創意，有不少有趣的想法。比如有年輕同學提議成立「公廁博物館」、「鬼古博物館」，另外還有同學建議成立學院，把大學集中起來，是看到了文化教育的需要，缺點則或許是未考慮到實行的困難了。
其中有幾位女同學提議成立文學館，整理香港文學，推動與外交流，這也是純從商業角度去看不會想到的好主意。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來自天水圍一間中學的幾個年輕人，進來時拿着常見的紅白藍膠袋，一開始，不慌不忙從裡面掏出火水爐、紅A牌膠凳、衣架、熨斗、舊暖水壺，他們說：「我們一般在博物館裡看到的，都是顯眼的東西，但在我們社會裡，往往有很多不顯眼的東西，像過去年代的日常用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建議是成立一座「唔顯眼」博物館！
他們的說法，未嘗沒有道理。這可以是有關日常生活、有關風俗人情、也可以是有關設計與物料藝術的博物館，這跟剛才那幾位女同學提到文學館，也未嘗沒有相通之處。大家說到文化，總是想到漂亮堂皇的建築物，裡面放着古老或外來的眾人皆認可的藝術品，是否也可以想到：文化亦是社區中眾人生活的情態、累積的智慧與共識呢？
但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缺乏的正是這些東西呢！評判的時候，一位文化官員一口咬定應該給一對港大的參選者，因為他們的英語說得好，而且舉了六本木為例，主張的“商業與文化”結合的口號，「正好是我們要推動的！」
到底評判要不要討論呢？我說我們除了方向和漂亮的口號，具體的提議也是需要的，不然豈不是沒有聽聽年輕人的意見、豈不浪費了諮詢的機會了？
後來，到底是主張 “商業與文化” 結合的拿了冠軍，我欣賞的「唔顯眼博物館」也入了圍。頒獎那天，還請來了曾司長與青年對話。座上的年輕人，倒提出了不少尖銳的意見呢！這些意見，種種建議，將來會不會有人採納？這倒要往後看了。
嶺南的人文及科學研究院，要舉辦《香港與日本》研討會。我負責的人文學科研究所組織香港與日本文化關係的討論時，除了影視等普及文化的影響外，特別想引入都市文化空間的對話。我記起去年在東京研究香港和東京的都市空間，特別得到負責藝術行政的高須奈緒美的幫助，她告訴我橫濱方面如何把舊區翻新，又讓我看到了京都的雙年展，主辦的是京都一所小學改建成的藝術中心，在樸素而毫不誇張的舊建築裡，舉行了一個以「緩慢」為主題的雙年展，展出了為數不多但相當優異的藝術作品，又顧及了社區的欣賞和教育工作。
高須奈緒美來港的時候，我特別帶她去看了灣仔的利東街和藍屋等地，並介紹她認識正致力保留灣仔舊區及關心重建計劃的黃英琦，因為我也邀了英琦在翌日在研討會上就香港問題與她對話。
翌日我主持的那節研討會中，高須奈緒美報告了日本在重建市區及發展文化空間方面的做法，既包括了六本木長時間發展出來的大型社區計劃，也包括了種種保留或改建舊區、更注重原社區特色的發展。而黃英琦談到灣仔的現況和社區面臨的種種問題，兩相配合來看，更有了互相參照的多元例子。
香港有不少不顯眼的新地標，也有不少沒有那麼顯眼的舊地標。近期中環卑利街警署古跡群產權招標變賣，令人擔心把文物的保育權又交給地產商，回想其中如舊域多利警署，其實多年來與香港舊歷史有不少關連，至少愛詩的人會想起戴望舒在戰時被囚在那兒，寫作〈獄中題壁〉、〈我以殘損的手掌〉，在戰時寄望將來的和平、在囚牢中以手掌撫摸想像中的廣袤大地。
香港拆建的速度是驚人的。不光是歷史地標眼成空，新樓也未能倖免。紅灣半島，作為政府的居屋，由於政府停售居屋，廉售予地產商。但在還未招徠住客入住以前，地產商想把整幢拆掉重建豪宅賺錢，如此浪費而不環保，惹來大家反對，抗議聲不絕，最後地產商終於採納眾議不再拆毀，順應大眾的意見，也可算和氣收場了。但最近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招標由大地產商來發展的過程，又再惹起不少爭論。
這些不同的意見，不一定是刁民的刁難，而是大家對過去香港多年以來，由商人主導的社會文化，以棄舊追新，追求更巍峨更顯眼的市標為唯一價值標準，
提出了質疑。在顯眼的璀璨與財富以外，一個城市是否也應該同時更重視一些不顯眼的價值標準呢？這倒是值得細想的。
一、朗豪坊與砵蘭街
朗豪坊。又一座高樓豎起來，這次是在旺角，過去不以豪華高樓著稱的地方。
有事路過，便也去湊熱鬧。在旺角的街道上，拐一個彎，果然就見到了。遠看像一座異形，走近去，走進去，卻沒想像中那麼奇詭。不都是說：朗豪坊作為一塊新的地標，要改變整個旺角的形象嗎？我想像一個格力佛以小人國的街道為棋盤。哦，可沒有這麼嚴重，只不過在舊街上，豎立了一座高樓，也不特別的寬敞，也不特別涇渭分明，從砵蘭街，一下子也就走進去了。之前來的朋友說：「人很擠，乘自動電梯，不要跟人行的扶手電梯！不然上去要半個小時！」到頭來也沒有那麼嚴重。頂樓的泰國餐廳稍等了一下，也就有座位了，只是有點狹窄，天花板有點過矮。也有不少臨窗的位置，只是望出去，也只見周圍的舊樓。
三、四樓的食店和商店，也跟過去附近的店舖差不多。看來，似乎不是旺角被朗豪坊改變了，而是這座新來的巨廈，一下子就被旺角同化了。這塊地方，任何一塊地方，在遠方眺望，和走在其中，總有不同；建成怎樣的外形，還要看發展出怎樣的性質來，到頭來是要看聚了怎樣的人，看來的人怎樣去用它！
報上老在說朗豪坊建成後，砵蘭街一帶的黃色事業就要往外遷移，變得更邊緣化了，就現在看來，似乎還不見得一下子就改變過來。
走在砵蘭街上，想起一位導演朋友拍過那齣關於砵蘭街的電影。導演來自廣州，拍過有關粵劇老撰曲人的故事，拍得不錯，來到香港要搜集資料，我們都樂於幫忙。過了幾年以後，導演打電話來叫我去看他的電影，說是藝術片曲高和寡，要多多幫忙。我找了幾個朋友去看，電影裡說一對夫妻約在香港見面，卻被計程車司機騙了去住在砵蘭街。電影裡不光是砵蘭街，整個香港好像是妓寨一樣。這對外來夫妻對這地方很鄙夷！英國朋友來到，去到香港的酒吧就說：這殖民地，連酒吧也摹倣英國，真沒有個性！電影對香港顯然沒有什麼好感，唯一稍為叫他的主角歇一口氣的地方，是南丫島，那裡有些外國人喝喝啤酒，彈彈結他，大概就成有點“藝術”的氣氛了。
散場出來，發覺整個電影院就只有我們幾個人，加上導演帶去的幾個人，大家打個招呼，也無話可說，只好說再見了。
後來我想，香港不少拍得更好或更壞的電影都曾以旺角為題材，尤其黑幫打鬥、警匪追逐，從《旺角卡門》到後來的《旺角黑夜》，其中旺角這舞台藏污納垢、黃黑賭罪，從來不是人間美景，但為什麼反而從來未曾這樣被「天真而無知地鄙視」，而令人覺得無話可說呢？
我自己比較喜歡方育平的《半邊人》，其中的主角是賣魚的阿瑩，她在賣魚之餘，仍想學東西，跑去「電影文化中心」修讀課程，而電影中和現實中的電影文化中心所在，正是砵蘭街。旺角的棺材舖和雜貨舖、藥材舖、舊書舖以及一樓一鳳之間的，正是還有民間力量籌組起來的電影文化中心，推廣文化，發展藝術教育。不明白香港過去這特殊的組成，就會以為香港的文化只在南丫島的結他聲裡了。
我一直不大認同簡化地說砵蘭街，大概是因為我還知道這街道之前的另一面貌。記起母親說過四九年初抵港時住在砵蘭街，想來我也在那裡生活過一兩年呢。回到家裡，我問母親：當時是怎樣的？她說：「剛來時住在旅館裡，後來覺得不是辦法，便租了砵蘭街的一層樓，那時都是幽靜的住宅區，有大騎樓。走出去，就是海旁了……」
三、素人攝影者
我很早就喜歡攝影，但也說不清楚為什麼喜歡。七O年代初到澳門，廣州和台灣旅行，拍了很多照片。離開廣州的時候，海關檢查我的照片，不滿我拍得這麼零碎。為什麼不拍名勝，專挑瑣碎事物不完整地拍？我也沒法回答，結果害我失去了好些膠卷。
其實我想我當時拍照就像是寫作的副產品，是觀察和留神的練習，是一些速寫和記錄吧。我後來有許多攝影家朋友，也多番跟他們合作。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專業攝影師，我也就藏拙，不會把攝影拿出來，更把它當成一種私人的愛好了。
我這個素人攝影師，當然也有我的想法。我浸沉於某個瞬間，檢拾某個意象，可能是覺得在無人注意的東西那裡，也有值得留神的東西。有人說：「被剝奪了過去的人，成為最熱心的攝影者。」我們的城市外貌老被地產商支配，我們對人的記憶老被傳媒淹沒，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寫幾個字，拍攝一幅肖像，也不過是想：那些小路旁邊的事物，那些沒有放大登上報刊頭版的人，也許也有他們值得聽聽的故事呢！
一個專業攝影師總是那麼得心應手，手到拿來。我作為一個業餘的攝影人，老發覺在重要的場合忘記了帶攝影機，忘記開機，忘了電池。太堂皇的景像人物，你猶豫也就放棄了；你橫過馬路，瞥見廣告牌上有人走動，你遲疑要不要拿出照相機，後面的人湧上來，前面已換紅燈了。
我的攝影，往往不是配合文字的圖解，而是從另一角度去看，不同時間的對照，通向另外的思考的引子。說美是容易的，但攝影如何引向感情和思考呢？我這個業餘的攝影人，笨拙地試探光暗、摸索一個畫面可能包含的容量，在偶然和必然之間碰碰跌跌，老是覺得在某個瞬間所見所感，與拍出來的照片還有一段距離。
攝影並不等於經驗。攝影有時取代了經驗，有時甚至抹煞了。但當你經歷了某個瞬間，覺得攝影不足以紀錄而放棄了，事後你又會後悔，那洞穴中的祭品是甚麼顏色？那張臉孔上的平靜是如何的瞬眛呢？
我在城市中撿拾光影。攝影，只是探索、思考、觀看世界的一種方法。就像文字。也總是不完美的，跟現實有一段距離，而我們別無其他，也只能以之指向我們心中的景像。
四、這一本小書
舒非約我編一本書談我心中的香港，我以為自己過去寫過不少香港，一定可以應付過來。答應以後才發覺不容易。其實之前有年輕編輯約稿，我因事忙蹉跎，事後內疚，這次只好硬着頭皮編起來了。
其實是可以有許多不同方法編出來的。我想一個人沒法無窮盡地羅列一切，何況香港又是出了名的變幻無常。我只好提供一些觀看的方法，嘗試一些描述的角度。
我想過用人物去寫。各種各樣的人、不同國家和社群的人。我想過嘗試不同的文類、提供不同的敘說現實的方法。我想過收入與不同媒介的對話，聲色藝全。由於篇幅關係，由於現實限制，只好實事求是。幸好收入一些照片，補充了原來想說的，換另一個角度說話。
我原以為把舊稿編一編，沒想到卻花去了寫一本新書的氣力；整理下來，收有舊稿，但至少有三份二，還是尚未結集成書的新稿，我的文稿答應由牛津出版，還要謝謝道群的慷慨，借出版權。照片不是現成有嗎？光是找舒巷城的一幀，就不知花了多少時日，麻煩了多少朋友！有些想找的舊照片沒找到，又去拍了不少新照片。弄來弄去，好像還沒說出我心中的香港，真不知要感謝舒非的好意，還是怪她？從紅白藍膠袋裡，掏出這些不顯眼的文字與影像，還望不要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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