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胡金銓

一、在洛杉磯見到胡金銓

        我最後一次見到胡金銓是在九O年代初吧。我往俄亥俄参加電影會議，會後承丘靜美好意邀我到洛杉磯她任教的大學作一講座。我聽說洛杉磯加大購進胡金銓多箱文件書稿，就想趁這機會去看看。當時胡金銓住在洛杉磯，有一晚，布朗(Nick Brown)教授寓所有個晚宴，把胡金銓也請來了。

        胡金銓的出場就像他武俠電影中大俠的出場，不是大鑼大鼓、叫人側目的大官出場的架勢；反而像是不惹人注目的退隱布衣，跟江湖風波沾不上邊躭在一旁喝酒吃豆腐乾的老百姓。只不過他進來沒多久，整所房子裡的形勢都改變了：所有研究生、愛好電影的影迷，都像被磁石吸引那樣圍到他身邊。不一會，他身處的角落密密麻麻的圍了幾圈人聽他聊天，大廳當中的沙發反而變得空蕩蕩了！


        胡金銓真能聊。他能把荷里活明星的趣事說得津津有味，也對黑澤明與薩耶哲雷的電影藝術惺惺相惜，談維他命C和在英國進餐都說得生動感人。他會告訴你要欣賞老舍得先學會喝豆汁兒，他知道唐宋以來皇帝的御膳吃甚麽、明朝萬曆年間毛筆多少錢一枝、茶葉多少錢 一兩 。中國的醫藥、戲曲、建築、風水，他一談興頭就來了！當年拍戲設備簡陋，他拍明代背景的電影，怎麽去故宮查看《出警圖》、《入蹕圖》，去設計東廠的服裝？閒談裡都是學問！偏偏他設計了《龍門客棧》的斗笠，反被人說是抄自日本的，你說寃枉不寃枉？

        胡金銓談的都是小道？對，他不喜歡講大理論！記得有次與他同台應邀参加哈佛趙如蘭教授榮休學術會議，他正式上台講了沒多久就下來了，反而回答問題時妙趣橫生，會後閒聊就愈講愈精采了！

        在洛杉磯見到的大概不是金銓的高峯期。他獨身在異鄉生活，沒有戲拍。拍戲慢、太認真，也就不容易找到老闆投資。但閒聊起來還是有他的神采，總有他的計劃，他要籌拍《利馬竇傳》，就做了不少研究，好像還到修道去住過！他的《華工血淚史》的計劃，斷斷續續的，從來沒有停過！他不知怎的又想到搞動畫了――也難怪，他本來就是美術出身嘛！新計劃是《張羽煑海》！蝦兵蟹將的造形都畫出來了！

        當晚人多，私下談話的機會不多。我大概告訴了他，港大駐校藝術家的事不成功，他對這些事也不在意。事緣前一年港大校方想設立駐校藝術家，找了幾個同事成立遴選委員會。我算是其中一人，推薦了胡金銓，我其實跟他本人不熟，是想他對文史藝術的熟悉、電影拍攝的實踐，一定可以對學生有好影響，所以通過 陳炳良 教授的轉介，托在嶺南工作的胡的姪女 胡維堯 女士，取得了資料和同意轉遞校方。遴選結果沒有通過，英文系一位教授說胡金銓不擅說話！也沒新作了！胡導演不擅說話？不可能吧！可是我人微言輕，也是不擅說話的人，爭辯也不成功！

        派對的第二天我請布朗教授帶我参觀加大洛杉磯分校的胡金銓收藏，也想看一些在香港難看到的胡金銓後期電影。當時胡金銓的電影難找，由於各種版權問題，好些電影一直沒出錄像。當時港台也不像日本那樣辦過胡金銓回顧展。我在小小的放映間看導演前後期沒那麽有名的電影，還是看到不少精采片段，大可發展的想法。這個不談大理論的人，從六O年代以來，身體力行，一點一滴地改變了港台電影的形勢！

        布朗教授領我進儲物室，面對那十來個大紙皮箱，跟我說：「你大概是第一個來打開這些箱子的人了！」我真有點戰戰兢兢，打開紙皮箱，翻閱裡面凌亂的雜物，有舊書和雜誌、賬單收條和雜物、也有導演的手稿、劇本的片段、以及不少為準備拍戲而繪就的人物草圖、布景構想、場面設計。我一一翻閱，心中充滿感觸：這些龐雜的收藏，既有無用的雜物，亦有珍貴的寶藏，不是我，不是两三個人，可以獨立整理出來的！想到導演散落各處的電影、又想到這些雜物中的各種完成或未完成的計劃，這不僅是導演一人，亦像是前一輩文化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藏。若是在一個正常的時代正常的城市，一個文化應會以這樣的文化資源為榮，給予更多重視才是！

        我又想到昨天晚上，侃侃而談的導演！導演又仍然在生活、在思考，仍有他未了的心願、未酬的壯志呢？從他的角度看來，也許整理他的過去未必是最重要的，他需要的是資源和機會，讓他可以拍出他想拍的電影吧？

        回到香港，不止一次跟電影界的朋友談起洛杉機的收藏，但我也總好像沒法把我的感受說得清楚。有些事情說出來也只是更感到無力改變的無奈。後來聽

        說他集齊資金開拍《華工血淚史》而為他高興，然後又聽說他開拍前檢查身體施小手術失敗竟不幸逝世，那就只有無可挽回的惋惜了。洛杉磯的箱子和散落各處的影片拷貝，終也只能變成胡金銓的遺澤了！

        電影界還是有不少有心人。他去世以後，一九九八年香港電影節放映了他部份電影的回顧展，展出了包括從洛杉磯運回的手繪草圖，並由羅卡編成了《超前與跨越：張愛玲與胡金銓》場刊。胡的弟子石雋諸位在台灣組成基金會，亦對整理及發揚導演的藝術，貢献良多！弟子、友人、同事、後學發表的著述，都是嘗試整理導演留下的種種箱子吧！

        對導演的懷念，不僅限於個人成就得失，那裡還有一個時代的精神。胡金銓的時代，也是一代知識份子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在艱難中延續文化工作，既有繼承亦有開創的年代。今年是胡導演逝世十周年，亦是明報月刊創辦四十周年，從事胡金銓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與《明報月刊》有很深的淵源，談胡金銓與明報月刊》，亦可從側面看到香港文化曾有過的一段軌迹、一些精神！

胡金銓與明報月刊

        六○年代香港逐漸出現了一些以社會文化政治為主的綜合刊物，以《明報月刊》為先、之後《知識份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後改名為《九十年代》）繼之，這些雜誌傳揚中國文化和藝術，亦會分析當時中國和港台的社會及政治形勢，認同中國文化但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有所批評。

一九六六年創辦的《明報月刊》，發刊詞裡就表示希望做一本「獨立的，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讓各地華裔學人交流意見。表示是「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的刊物。編導方針嚴格遵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1] 六○年代的《明報月刊》，在編輯胡菊人等的努力下，發展成比較開放的知識份子刊物。胡金銓好似也跟《明報月刊》比較有緣，跟編輯作者熟絡，後來在上面發表評論老舍作品的文章，胡金銓的新作的介紹和評論，也往往在《明報月刊》發表。通過胡金銓與《明報月刊》為主的文化刊物的關係，我們可以理解六○年代港台文化場域的種種不同態度，以及它們如何推動或阻撓文藝工作，也可作為今日的參考吧。

A.對胡金銓的評論

        《明報月刊》在第四、五期就開始出現談電影的文章，劉紹銘的〈為國語片前途致友人書〉從海外看到外國藝術電影，談到中國目前「打不出天下」的情況，認為中國電影爭取海外市場，必得培養出一個與黑澤明相當的人才來，「造成一個Legend」。[2]金石的〈國片又開新氣象〉，談的是新氣象，說的卻是華語電影當時尤其在台灣的困局︰舊人老死後，雖出現了新人，但歌唱片受歡迎、發行地區不多、電視的威脅等等，文中的新氣象指當時寫實風格抬頭，仍未可樂觀。顯著的佳例是唐寶雲的《養鴨人家》[3]。隨後羅卡的〈國片實況與出路問題〉，對前文作出回應，認為國片需要的不是一個黑澤明，而是一種更合理的制度︰

「國片界目前的遲滯不前以及市場的不振，並非靠 一兩 個『黑澤明』的出現便可解決這麼簡單。國片界今日正存有更根本的更急待突破的難關，更急待建立的制度。這些首要的問題如果不獲解決，國片要打入國際市場，要達到國際水準幾乎是不可能的。」[4]

羅卡的論文踏實地分析當前電影界的問題，建議電影公司建立制度、認清路線，拓展市場，從拍好娛樂片做起，先爭取各階層觀眾，再想拓展海外市場，走新路線同時，建立本身的民族風格與道地趣味，把握通俗平凡的現實真像精神。羅卡的文章，針對當時的時弊，也提出踏實的意見。其中提到民族風格時，他特別提出金銓的《大地兒女》和《大醉俠》，在粵語片方面，走生活化現實路線而保持水準的，則提出秦劍和楚原。這是金銓的名字首次在《明報月刊》出現（文章第一頁也用了《大醉俠》劇照），羅卡的論文也可說是獨具慧眼了。

胡金銓離開邵氏後，1967年拍出了《龍門客棧》，引來各方觸目，既打破賣座紀錄，亦受到外國電影刊物的注意。當時中文文藝刊物也開始有一些回應，細看亦可更理解當時港台文化場域的不同想法。台灣《文學季刊》是新一代鄉土小說作家發表作品的紮實文學刊物，在第六期擴寛內容，加入電影及其他藝術的討論，在電影的範圍內，當然特別推崇台灣導演李行的「寫實」路線，策劃了李行的專輯。

在《文學季刊》的專輯中，還順便訪問了李行請他談賣座片《龍門客棧》，李行說︰「…我覺得像《宮本武藏》也可以說是一種劍道片子，但是他有一個很正確的主題，對人有一種啟發，有一種啟示性，啟示作用，那就是『劍道就是人道』，我說你這個《大醉俠》以至於《龍門客棧》，你現在最欠缺的就是欠缺這些東西，只有外殼，沒有精神…」[5]同期另一篇文章，董炎良的〈能砍殺出來些甚麼呢？〉，更批評《龍門客棧》與《獨臂刀》（1967，張徹導演），說「『意境』是藝術作品不能忽視的，沒有一點人生哲學味道的『意識』的作品，是沒有生命的。」[6]從文章的題目，已可見到其中的貶意。《純文學》雜誌的主編（也是小說家）王敬羲訪問胡金銓時，亦說「小說總是講究主題的，電影似也應當如此…」，期望他拍「大氣派」的電影，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希望他多拍一些「紀錄時代，除了娛樂，還可以表現一下人生甚麼的好電影。」而相對於這些對大主題、重要主題的要求，胡金銓本人則說覺得電影主題不重要，電影最重要的仍是表現的技巧。[7]

《明報月刊》當時跟這幾份台港文學雜誌的態度不同，反應較全面，包括了幾種不同的觀點。1968年6月號的一期有三篇文章︰〈《龍門客棧》在美亞洲學年會放映前後種切〉一文，由劉紹銘報導了胡金銓在美亞洲學年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放映的情況。劉的論文〈藝化與教化︰中國電影業的窘境〉亦在這方面多所發揮，指出電影作為教化與電影作為藝術之間的矛盾。[8]

有意思的是，「教化」的面貌並不一定見諸國營電影公司的「健康寫實」路線，也出現在旁徵博引的現代論文中。見諸同期唐文標論文〈平原極目——從《龍門客棧》影片談起〉[9]，唐文接近當時台灣鄉土派觀點，行文大量引用杜魯福（Francois Truffaut）等外國名導演言論，結論卻不脫狹義的「教化」要求︰

「以《龍門客棧》為例，我們同意它的進步，但這些力氣白費了，對目前中國有甚麼用呢？何況我還恐怕它會帶來不良的觀念。正如其他娛樂片子，純武俠打鬥是一條死路，製作得更好，也只是消閒性，而且會分散人們對現實生活問題及對中國前途的嚴重性之關注・・・事實上《龍門客棧》真是近年最好的中國片了。但我們不能不問，難道我們該止於此？難道我們命定袖手旁觀，不能替今日做多一點帶路的工作？」[10]

唐文標的宏論背後，仍然是一種要求藝術家作為「社會代言人」的觀點。作者的高論中對電影製作有不少隔膜，如誤以為聯邦公司是等於法國新浪潮等個體合作伙伴式團體，認為楔子「並非必要」，建議把于氏兒女變成殘廢或傷重、認為客棧周圍「氛圍太荒涼一點，不如加入些閒人及百姓之類」，幾乎可視為「怪論」。至於認為「剪接並不出色」，而自行提出作者個人的剪接方法，讀來不見如何出色，只覺評論人未免太自大了。

從上面所舉當時的評論為例，可見胡金銓當時所處台港的文化環境，既有開始重視電影的外國學者，有理解本地製作實況的影評人，亦有重視教化的新舊文化人。即使在胡金銓拍出《俠女》、《空山靈雨》、《山中傳奇》等片後，唐文標在一個台灣的座談會上仍說︰「我的問題仍在這裡，是不是我們可以通過電影，來表達一點我們對生命的愛，對中國民族奮鬥史崇敬，和對歷史負責。」[11]又說︰「…香港一般電影工作者及影評家喜歡講求技巧，但這裡（指台灣）是一個國家。作家及影評人喜歡注意到國家社會的問題，很容易談及這一種社會關心的。」[12]當時香港、台灣文化有不少溝通往來，這篇《中國時報》上的紀錄也同時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刊出，《純文學》是台灣刊行，也有香港版本，港台之間有合作，但在電影工業的發展，文化雜誌的焦點和評論的取向上，的確也頗有不同。像唐文標雖然曾在崇基、新亞就讀，他的文化評論，包括批判現代主義的鴻文，卻多發表在台灣刊物上。上述的論點有意把香港導演包括胡金銓貶為沒有民族大義只講技巧。奇怪他沒能看到不是掛在嘴皮上的文化關懷。

唐文標認為《龍門客棧》開首忠臣遭誣殺，「不必借用于謙之名」又說「本片其實不必加入于謙。且于謙故事也非家喻戶曉，用其為背景，電影的效果不如理想之大。……歷史片吃力不討好，而且與今日時代相距太遠，不一定有史鑑之用！」[13]但其實胡金銓的借用于謙，正是有他理由。胡金銓熟讀明史，他最欣賞當代史學家吳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吳晗正是由於寫作〈明代民族英雄于謙〉一文，讚揚歷史人物于謙[14]，被批評為國防部長彭德懷翻案。[15]胡金銓之加入于謙角色，可見他的武俠電影中帶入海外對歷史的看法，對當代中國歷史，未嘗不希望有史鑑作用。讀歷史的唐文標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看不到了。

明報月刊倒是對胡金銓始終十分支持，後來他七五年俠女得到康城影展的最佳技術獎等，也得到月刊的報導。在主張教化與主張娛樂的潮流之間，這算是難得的支持了。

B.胡金銓的老舍研究

胡金銓跟明報月刊另一重要関係，是對中國現代作家老舍的研究。他的評論文章發表在《明報月刊》上，由1973年12月(第96期)發表第一篇、（二）1974年1月(97期)第二篇、1974年2月98期第三篇、1974年3月99期第四篇、1974年5月101期第五篇、1974年6月102期第六篇、1974年8月104期第七篇、1974年10月106期第八篇、1975年4月112期第九篇。這些文章分九期發表。後來1977年結集成書，《老舍和他的作品》，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胡金銓的研究包括老舍的出生、求學、赴英、寫作、作品、回國、在濟南教書以至抗戰時在武漢、重慶主持「文協」的經歷。在《明報月刊》發表配上豐富的手稿、照片、插圖，有些還是胡金銓個人收藏的資料。出版成書《老舍和他的作品》時，反而漏去了最後發表在《明報月刊》的第九篇。這篇文章距上一篇發表後半年才刊登，可能是在出書時遺漏了的原因。要看完整的討論，還得翻閱舊的《明報月刊》了。

胡金銓對老舍的研究，可以分為生平、寫作、作品和文學活動。這些資料，來自老舍個人所寫的文章、記述，及刊登在各地各種報刊上的資料，是胡金銓遍尋英、美大學圖書館找到的原始的資料。當時老舍資料尚缺乏整理，胡的研究是十分難得的。

他對老舍個性分析：認為老舍的個性中有很特別的一種北京市民的特點，「北京小市民的特點是本份、窩囊、有正義感、但好耍小心眼、自私、好面子，在適當的情形也幫助別人作事任勞任怨，但無進取心。無論在哪方面都沒有驚人的成就，可也不作大惡」，他稱之為「北京（骨泉）人」。[16]胡金銓從老舍的生平、處事去討論這種個性對他的影響，也從作品中的人物去討論到這種個性的表現。

在胡金銓的討論中，把老舍的生平、個性連起他的作品，筆下老舍的個性也十分形像化。

老舍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中投湖，到一九七八年才平反。中國大陸的研究資料大多從一九八零年代才開始陸續出版。胡金銓從一九七四開始的老舍研究，資料清晰，考據詳盡，顯得特別有意義。它幾乎是最早的老舍研究專書。後來研究老舍的學者如王潤華也認為「這本老舍專著也可用作老舍研究資料（生平、創作、翻譯研究）用。對一九七零年代以前之歐美日研究專著與翻譯之評介，甚為寶貴，且是早期從文價值來評論老舍的少數好著述。」[17]

C.胡金銓的雜文

明報月刊早期的編輯胡菊人，欣賞胡金銓的中國文化修養，支持他的電影。董橋當編輯的八O年代，還是請胡金銓寫了不少雜文。也曾在改革開放之初，請蕭銅訪金銓回願中國的<與胡金銓談中國電影>(見第15卷第11期，1980年11月),金銓認為中國電影界的理論水平相當高，譯介理論也不錯。但電影拍攝還是很多條條框框，整體水平不高。蕭銅提到<小花>開始吸收日本及香港電影技巧，金銓則指出中國电影可以吸收歐美及日本的技巧，但不能照搬！

金銓這段時間在《明報月刊》上寫的雜文，有<烤鴨子的風波>(1982年7月)、<記馬尼拉影展(上)>(1982年9月)、<記馬尼拉影展(下)>(1982年10月)、<維他命C先生>(1995年1月)、<皇帝吃什麽？>(1995年2月)、<皇帝吃什麽?>(1995年2月)、<皇帝吃什麽?(續一)>(1995年3月)、<滿漢全席古今有別>(1995年7月)、<他鄉與故鄉>(1995年9月)、<在英國吃俄國菜>(1995年10月)。胡金銓逝世後，還有紀念的文章，山田宏一、宇田川幸的訪談<胡金銓的香港電影夢>(1998年4月),是難得詳盡認真的訪問。這两位日本學者的心血已發展成書亦有中譯本了，是目前胡金銓研究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總之，從《明報月刊》早期的編輯胡菊人，後來的董橋，到現任的潘耀明，都関心胡金銓在電影工業中流露的中國文化理念和實踐，也一直給予支持。翻閱過去多年的刋物，回顧刊物上所見的胡金銓的電影事業、文學研究、文化雜文， 可見藝術家多方面的才華，惋惜壯志未酬之餘，亦慶幸在日漸逼窄的文化空間中，有賴罕有的文化園地提供了報導、發表、評論、紀錄了從六O至今的文化足跡吧！(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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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刊詞〉，《明報月刊》一卷一期（1966年1月），2頁。

[2] 劉紹銘︰〈為國語片前途致友人書〉，《明報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66年4月），20頁。

[3] 金石︰〈國片又開新氣象〉，《明報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66年5月），11-13頁。

[4] 羅卡︰〈國片實況與出路問題〉，《明報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66年6月），43頁。
[5] 〈一個中國導演的剖白——李行作品研究〉，《文學季刊》第六期，轉引自《純文學》第二卷第六期（1968年6月），206頁。

[6] 董炎良︰〈能砍殺出來些甚麼呢？〉，《文學季刊》第六期，轉引自《純文學》，同上，207頁。

[7] 亦舒︰〈胡金銓——王敬羲對話〉，《純文學》第二卷第六期（1968年6月），201-206頁。

[8] 劉紹銘著，許雲奴譯︰〈藝化與教化︰中國電影業的窘境〉，《明報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68年6月），69-71頁。

[9] 唐文標〈平原極目——從《龍門客棧》影片談起〉，《明報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68年6月號），72-81頁。
[10] 同上，80頁。

[11] 關出紀錄︰〈赤手屠龍千戴事〉，《明報月刊》第十四卷第七期（1979年7月），3頁。
[12] 同上，12頁。

[13] 唐文標〈平原極目——從《龍門客棧》影片談起〉，《明報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68年6月）， 73及81頁。

[14] 吳晗︰〈明代民族英雄于謙〉，轉引自《明報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68年6月），23-25頁。

[15] 《羊城晚報》，1966年4月20日，轉引自同上，24-25頁。
[16]胡金銓：〈老舍和他的作品（一）〉，《明報月刊》第96期，香港，1973年12月。頁5。後收入《老舍和他的作品》，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97。頁12。

[17]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台北：東大，1995。頁27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