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香港長大 ， 一開始是通過閱讀書本和報刊來了解中國 ， 但也不只於此 。 父母和親人的談話 ， 其他傳播媒介的逐漸發達 ， 甚至在香港所能接觸到書刊的多元多樣 ， 都幫助我們的閱讀由平面而趨於立體。七十年代以來 ， 從內地出來香港定居、或是由香港回到內地旅行的人 ， 逐漸編織出更緊密的網絡 ， 到了八十年代 ， 來往更頻仍、訊息更流通、關係也更密切 ; 所以七十年代後期發生的大事 ， 以及目前中國發生的事 ， 對於我們實在是感同身受 ， 我們置身其中 ， 心情沉重 ， 追隨著可能獲得的絲毫訊息 ， 有時欣慰 ， 有時憂憤 ， 並且思索分析，反省我們可以做點甚麼。
這一個月以來 ， 我們一直在細讀每份報紙的報道 ， 收聽電台的消息 ， 等看電視的新聞報告 ， 希望知道事情的發展。從十五日胡耀邦去世 ， 十七日學生上街遊行 ， 二十日衝擊新華門 ， 廿四日《上海經濟導報》被禁 ， 四二六的社論 ， 四二七的大遊行 ， 五四遊行 ， 五月十三日起天安門學生的靜坐和絕食･･････。到了五月十九日 。 更是在一日間發生了瞬息萬變的變化：從凌晨趙紫陽等往天安門看望學生 ， 說明會繼續保持對話 ; 到學生開會通過從當晚九時起停止絕食 ， 改為靜坐 ; 到晚上李鵬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的講話 。 稱目前的情況為動亂 ， 是一少撮人搞的事 ， 謂有人利用學生絕食做人質等 ， 還有楊尚昆講了調動軍隊入北京的事 ; 到這之後學生聽了講話決定再度號召二十萬學生絕食 ; 午夜軍隊開始開進北京 ; 二十日早晨更頒佈了戒嚴令 ， 禁止了採訪和報道、停止了人造衛星的直播。我們的憂慮更深了 。
當然我們眼前的畫面、耳邊的聲音並沒有就此消失。因為這「閱讀 」 早已不是平面的了。我們有朋友到北京去了 ， 有人從裡面打電話和傳訊出來 ， 通過零零星星的消息 ， 我們仍可以嘗試併合和了解 。 在香港的集會和遊行裡 ， 仍不斷有朋友把消息告訴我們 ， 作出分析和推測。而且目前在北京的人 ， 現在和將來也一定會有人把事情的發展記下來、寫下來 ， 將來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但目前 ， 至少在這一刻 ， 因為戒嚴令和斷絕了畫面的報道 ， 我們好像突然眼前一黑 ， 彷彿傳起了謠言和竊竊私語 ， 不知情況會怎樣發展 ， 令人恐懼了。
為甚麼呢 ? 因為在燈光的照明下 ， 我們一直看到天安門學生的臉孔 ， 聽到他們的談話 ， 了解他們的做法 ， 儘管通過電視鏡頭的選擇 ， 我們還多少可以眼睛看到 ， 耳朵聽見 ， 我們自己可以嘗試作出判斷 ， 不必其他人來作出判斷。比如說：我們看見他們理性、沉著、克制 ， 意願良好 ， 要求合理 ， 這一切並不是「動亂 」， 我們也曾看到 ，他們一度呼籲停止絕食而改為靜坐。我們看到不同人 ， 聽到不同的發言 ， 我們自己判斷 ， 自己了解 ， 不必別人來替我們做結論。我們看到畫面上的二十萬學生。更多的老百姓 ， 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這不能說是少數人了。
這一切好像跟比較文學沒關係 ， 但其實是有關係的。因為我們學習和教導學生的 ， 是閱讀、是了解和分析 ， 是文本之間和文本與其他事物的關係 ， 是對媒介的本質的探討。在當前的社會 ， 我們依賴媒介去了解外在世界 ， 反省自己 ， 我們根本不能不通過媒介去了解 ， 而越是能通過更多不同的訊息比較分析 ， 越是能有助於具體的了解、防止虛假的報道、扭曲的宣傳。訊息流通 ， 容許不同意見的表達 ， 是民主社會的第一步。相反 ， 封鎖消息、斷絕溝通 ，徒然帶來猜疑、惹起恐慌 ， 造成更多無法挽回的悲劇了。
如果「閱讀 」 的意思是「了解 」，那麼它可能是一切的第一步。我們可能誤讀、可能誤解。但也得通過第一步去進一步反省 。 破碎、斷絕、隔膜令這第一步也無法走下去。我們眼前的畫面、耳邊的聲音並沒有就此消失 ， 我們繼續等待消息 ， 對於和平善良而有理想的學生 ， 僅獻上我們的支持和祝福。
一九八九年五月《大公報》「比較文學 」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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