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靜的生活

        電子郵件傳過來的新聞收到了。印尼婦女遇難的事，我上月在歐洲報刊讀到，真是令人驚駭又憤怒。在動物園車站附近有幾家大書店，書報齊全，我每次經過都去看看，買些報刊。在歐洲看歐洲，在歐洲看亞洲，似乎都是令人氣餒的新聞居多。

        離港前我在機場的書店買了一本大江健三郎的《安靜的生活》，在旅途上讀。現在你提起印尼的事，我不禁又想起這小說來。大概因為我覺得，它也是在寫人如何面對日常生活裏的暴力與偏見，寫人如何面對生活裏種種負面的力量生活下去。

        我在六○年代接觸到大江健三郎的小說，通過地下雜誌和前衛出版社的英譯，讀到他早年才華横溢的短篇和《個人的體驗》。多年來他小說不斷發展，不在形式實驗多變，但見思想不斷深化。我們在不同階段閱讀他的作品，多少總感覺到他小說的藝術和思想，仍能回應我們耿耿於懷的新問題。

        腦功能障礙的兒子光的誕生，以及隨之而來如何面對這悲劇處境及生活下去的問題，引發了第一本長篇的誕生。過了多年，九○年代出版的《安靜的生活》仍是環繞這一個題材，卻是從二十歲女兒的角度敘述，寫父親作為駐校藝術家到加州去了以後，女兒負起責任去照顧兄長的一段日子。早年作品的主題在這些後來的作品中不斷變奏，這次是更柔和温暖、年輕眼中充滿困惑與疑慮，亦尋覓到安慰的曲子。

        大江健三郎作為經歷過存在主義洗禮的現代作家，最擅長檢視人際生活中種種虛妄觀念與偏見。小說中＜世界上的棄兒＞一章，先從兒子作曲樂譜上的「棄兒」標題開始，引來音樂敎師傷感的同情與憤慨，簡單的對父母離去的譴責。女兒面對種種閑言和他人表面正義道德的批評之後，雖有懷疑，小說卻並沒有下結論，而是輾轉以因為親人喪禮而回鄉一場，帶出「棄兒」更深一層的意義。大江小說的藝術在此把人從表面的濫情帶往更深刻的思考。

        大江以自己的生活和親人遭遇作為思考的對象，自不免引起他人不必要的忖測和過敏。而大江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成熟，正在處理的分寸。他寫由自己經驗發展出來的小說不是作為道德範本攻擊他人，反而是把自己放在倫理道德的曖昧處加以解剖。正如《安靜的生活》的女兒，面對謠言和假象，通過疑惑或焦慮去勇取面對人生的種種負面狀態，然後才可以有一種有人情有意義的生活，而不僅是安靜的生活。

        大江健三郎最早的短篇以取材奇詭令人注目，近年的《安靜的生活》寫來卻平易近人，回到一些基本而平凡的題材，比方家庭、成長、對抗暴力與偏見的勇氣，在日常生活中分辨是非的經驗。儘管題目令人容易接受，他看事卻保持了不同流俗的角度，用温和而安靜的方法挑戰了社會上種種成見。

        一般對家庭的看法，當然是推崇父母在子女身旁，作為他們榜樣，不斷幫他們解決疑難、為他們指引正確路向。而在《安靜的生活》開頭，細節描寫幾乎令人覺有夫子自道之嫌的公親角色卻應邀赴美任駐校作家一年，離開了殘疾的兒子，把責任放到二十歲的女兒身上。這本身顯然是個道德倫理上頗為曖昧的處境，小說卻採取不是逃避或美化的態度，正是從這曖昧的處境探討下去。

        又比方一般人對傷健的看法，亦很容易傷感化、浪漫化，因而也就避開了問題視而不見。大江的小說則具體地令我們感受到置身其中的憂慮與無助，同時未嘗沒有從中得到成就與快樂。大江拆解了神話，讓讀者感覺人物具體的容貌、氣息與感受。

        大江反覆寫及生來有腦功能障礙的兒子，把私自的責任與困惑深入細緻檢驗，也因而探討了具體的人的處境。對我們所有這些生活在一個不完美世界中的人，與其浪漫地企圖回去或到達一個完美的世界，還不如面對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嘗試在其中做得更好。所以小說的魅力在於寫女兒和兒子通過日常生活的體驗、與缺席的父親的溝通、有同意又有不同意的對話，從而去學習獨立生活。對子女的愛並不就是要把他們關在身旁或希望他們聽自己的話，跟自己一樣，而是希望他們能分辨是非，即使在自己不在的將來，仍可以獨立思考判別是非，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生活下去。在思考的過程中，父親的角色和觀點也常常受到批評或温和的調笑，觀點亦常常在子女的回應中有所調整。大江的勇氣在於從面對自己處境的欠缺、從自省開始。

        這不僅是小說的內容，其實也是小說的藝術。小說帶出了音樂，帶出了塔可夫斯基的《潛導者》、帶出了從《永不完結的故事》的童話到西靈毫不討好惹人爭議的小說，連起了小說人物思考有所得、實踐有猶豫的過程。大江是一個對人生和藝術不間斷的學習者，我們也一次又一次地隨他學習而對人生和藝術懂得更多。

        作為一個不常常在兒女身旁的父親，我感到大江更好地探討了我想探討的問題。我們作為讀者，也感謝大江寫這樣題材的小說寫得不枯燥不說敎，寫來生動、温暖，還可以有某種成熟的幽默與通達，讀來令人感到安慰。  (一九九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