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大學的國際電影研討會已經辦到第十五屆了 ， 這 一屆同樣有一個有意思的主題──「民族電影再思 」， 與會的有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學者和電影工作者
， 放映不同的電影 ， 仿如一個小型電影節。每天上下午各有兩場討論 ， 晚上還要看電影 ， 真是比上課還要忙碌。但另一方面 ， 彷彿看到當前世界的電影潮流 ，
理解各自不同的問題 ， 也是一大收穫呢 !
一位年輕的黑人學者 ， 熱情地呼籲一種加勒比海國家的民族電影 ， 說它們繼承共同的文化傳統。也許這未嘗沒有道理
，但對於來自香港的我，自然就不免擔心──一種大一統的民族電影 ， 會不會壓抑了其中參差不同的聲音 ? 一位學者說到烏克蘭的民族電影
， 我又想 ， 當然 ， 像柏拉真諾夫的《石榴的顏色》這樣的電影 ， 真是有很強烈的民族文化的色彩 ， 構成與眾不同的敘事方法 ; 但另一方面 ， 與現代電影科技的結合
， 不也令傳統文化變得陌生化 ， 產生了另外的品種 ? 我發覺 ， 強調民族電影的 ， 往往是來自過去帶有殖民或半殖民經驗的國家 ， 面對強勢的他人的文化的侵吞
， 努力要尋出自己的身分來。
但在另一方面，歐美等「第一世界 」 國家 ， 說的卻是混雜的文化、錯位的文化 ， 要說純粹的民族電影、單一的文化身分 ， 逐漸變得不可能了。在美國電影的論壇上
， 討論的都是黑人電影、少數文化的電影、女性電影。伊鳳﹒蓮娜、鄭明河的名字 ， 取代了尊福、鶴斯的名字。
在日本電影的一個論壇上 ， 新一代的學者 ， 剛好與過去強調東方美學傳統的學者相反 ， 強調日本電影的傳統本來就是駁雜不純的 ， 即使捉到黑澤明的《天國與地獄》、小津安二郎的《晚春》，用意也在指出異國的成素
， 不願強調文化的承傳。
也許是有點矯枉過正 ? 印度電影當然有人提薩耶哲雷 ， 但年輕一代印度電影學者提得最多的 ， 還是一齣近作 Masala，由多倫多的印裔僑民拍成 ， 拍的是移居的錯位、文化的混雜。傳統印度的神祇只在錄影帶中出現
， 與閒居無事的母親聊天 ， 傳統的歌唱舞蹈變成肥皂劇的幻想 ， 風格是破碎、反諷、對傳統逝去毫不傷感。
法國電影 ， 令你想起強烈的民族風格了吧 ? 不 ， 今日的學者告訴你 ， 法國民族電影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今日是面對荷李活的威脅而製造出來對抗的「新──荷李活──潮」是歐洲跨國製作的「歐羅巴布甸」
， 不是深海獵奇 ， 就是越南懷舊 ， 不是哥倫布新大陸人間有情 ， 就是和法國大革命有一個難忘的約會 ， 都是千萬金元媚俗製作 ， 放棄了法國電影的婉約抒情細緻，要去和荷李活爭一日短長。
由於投資趨勢 ， 也就配合跨國演員、英語對白 ， 甚至少用對白了。《情人》用英語對白 ， 學生上課唱歌用法話 ， 大概也是折衷調節的例子，還算票房成功的異數。其他的跨國巨製就未必這麼成功了。香港藝術中心近期的「美國製造
」放映不少美國重拍法國電影的例子 ， 可惜沒有討論 ， 若從美法的文化錯綜、商業與藝術的糾纏去看 ， 一定還可以看出不少問題。
因為有兩篇文章提到這種趨勢 ， 過去專門研究法國詩意電影的德里﹒安德烈 (Dudley Andrew) 就有點況不住氣了
。輪到他說，他說式們研究電影的學者不是應該討論我們所相信的 ， 而不應該去追隨目前的市場和潮流嗎 ?
唉 ， 德里﹒安德烈 ， 你說得對 ， 我們應該另有標準 ; 但 另一方面 ， 電影文化從來就與經濟和政治互相牽連
， 並不是不可以討論的。討論日本電影的一篇論文 ， 說到日本自從《羅生門》以後，如何設法打開外國市場 ， 中間有不少錯誤估計、反覆起伏，這經濟的問題背後連著文化因素，未嘗不值得今日外銷的中港台電影參考。一位為美國當代博物結籌辦委內瑞拉影展的學者說
， 作為一個籌辦者 ， 她也扮演了一個文化翻譯者的角色，把作品從原來的文化脈路抽出來 ， 又思考該如何補充轉述 ， 為不同文化的觀眾提出一個脈路 ? 我想起去年在加拿大有官辦的「香港節
」 ，近期亦有在歐美介紹香港電影的活動，明年比利時的藝術節亦有香港文化的部份。到底是甚麼文化代表了香港香港向外呈現了一個怎樣的形象 ? 這恐怕都是我們關心的問題。如果籌辦者和參與者缺乏了對他人和本身的文化的理解 ， 這種溝通就令我們擔心了。
研討會首天放映了巴西女導演蘇珊娜﹒阿馬里 (SuzanaAmaral) 的《星星的時刻》。她曾拍紀錄片無數
， 又在電視台工作。卻只拍過這一部劇情片 ， 一直沒法開拍新片 ， 有人問她現在國家電影局由一位女性掌權 ， 對她可有幫助 ? 她搖首不迭說 : 「一點忙也幫不上
!」
比較起來 ， 南斯拉夫克羅地亞導演利高﹒基力 (Raj ko Grlic) 就幸運得多 ， 不但曾在國內執導多部作品
， 離國後還以外國資金拍了《白色玫瑰的那個夏天》 ， 有洛﹒史德嘉等大明星助陣。這電影在閉幕日放映 ， 電影導演目前正在俄亥俄大學的電影系任教 ， 也出席與觀眾談話。兩齣電影先後看到
， 不禁令人覺得恰成對比。巴西電影拍得簡素 ， 技巧撲拙 ， 可有不少感人的地方。東歐導演手法流暢、攝影優美 ，人物卻顯得浮光掠影 ， 文化細節 ( 戰爭的詳情、水上飄流的燈火 ) 也因國際化而變得概括了 ， 因為是國際製作 ， 說的是英語 ， 人物的對話變得簡略 ， 文化背景顯得抽空
， 鄉土風光變成純視覺之美 ， 令人想起中國導演陳凱歌國際製作的失敗之作《邊走邊唱》。巴西導演的作品野心不大 ， 反而保留了具體和細微的層面 。 這兩齣相反的電影
， 彷彿也反證了本土和國際兩種路線的不同取向。
第三世界的簡陋條件 ， 似乎並不妨礙他們創作熱情。電影事業的困難可是全球性的現象了 ， 香港的電影業正處於低潮 ， 但比起九二年只有五齣電影作全國性發行的保加利亞電影
， 又真是有天淵之另。如果沒有國家的資助 ， 大部分歐洲電影業都會陷入危機 ， 對於一直自己掙扎無人扶助的香港電影工作者 ， 這恐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獨力掙扎成功，香港電影工作者也逐漸得到國際的認知
， 吳宇森在荷里活完成 的新片頗獲好評 ， 徐克也要進軍影成了。外國影評也開始分析吳宇森與法國新浪潮的關係、說後現代與都市空間。對我來說 ， 反正豐富了香港電影的討論
， 又有何不可 ? 不過回顧我們本土的電影事業 ， 製作粗糙馬虎、對劇本不夠重視 ， 對電影資料缺乏整理，即使電影節也只有觀影而照例沒有深入研討 ， 似乎都是我們遲早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呢。
我在研討會上提的論文說的是香港電影與中國電影的關係 ，如何形成民族電影一個異數。香港因為本身的特殊環境、混雜的文化
， 令它不會如加勒比海、烏克蘭那樣追尋一種民族丈化傳統 ， 但另一方面 ， 也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後現代混雜模式可以解釋得了。在世界電影的繽紛潮流之中 ， 要討論香港的文化身分
， 恐怕正存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開始探討。
原刊《信報》 ，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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