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梁秉鈞（節錄）

編者：「亞洲的滋味」這計劃背後的原意是甚麼？

梁秉鈞：這組詩作大部分來自一項名為《亞洲的滋味》的裝置展覽，它由「設計連」Design Alliance，一個泛亞洲的設計組織團體主辦，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十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展出。當中我與來自亞洲各地八位藝術家及八位設計師合作。劉小康，一位著名的設計師，是這次展覽的組織人，他找我合作是因為他知道我曾經從事關於食物的創作及研究，他也知道我對亞洲食物有濃厚興趣。他介紹我認識這十六名藝術家及設計師，和我討論有關食物的問題。結果我們選擇了最喜愛或最能代表各城市的食物，藝術家們創造一件有關的裝置藝術，設計師們則設計一個假設可以承載這種食物以變成快餐的小盒，我的詩印在場地上或桌上，並放在盒子裡。我對這次合作感到非常愉快。我對其中一些食物，如海南雞飯、石鍋拌飯和冬蔭功湯本來已經有一定認識及感覺，但對其餘我本來不太熟悉的食物，通過接觸、進食、與藝術家及朋友們的共享與討論，逐漸也更有感受更有理解了。我在展覽之後對這些詩作了修改，這次再增加四首用類似題材寫的詩。

編者：為甚麼你會選擇亞洲食物？是隨意的嗎? 為甚麼這次展覽沒有包括日本菜和印度菜？是否因為你已經寫過它們呢？

梁：我在《東西》（2000）這本詩集裡寫從東方到西方的旅程，也發覺並不是只有一個東方和一個西方，而是有許許多多從中互相滲染互相矛盾產生的「東西」。我在裡面寫過不少亞洲的食物和文化，當中提及韓國泡菜、台灣的蓮霧、東京的酒保、以及有關美籍越南裔女子的一首木瓜樹詩。我也寫過有關印度及日本的食物。去年當我在日本的時候，我寫過一系列有關日本及亞洲食物的詩。所有這些都可看作是我對亞洲食物及文化的持續探討。

編者：當你寫這些詩的時候，你有否想著散居各地的中國人？

梁：在《亞洲的滋味》組詩我沒有以此為最重要的主題，但你難免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在我之前一系列名為《食事地域誌》的創作裡，我從茄子和菜乾湯，寫到海外的華人。我曾有《游離的詩》一集，在《帶一枚苦瓜旅行》詩集，與集名同名的詩作也是寫移徙和飄泊，而〈渡葉〉則為來往於加拿大和香港之間的太空人父親寫作翻案文章。在現在這組詩的〈黃飯〉一詩裏，我提到的中國豉油是印尼菜主要醬料，但這詩主要是由印尼，而不是中國的觀點出發。

編者：你對這些亞洲美食有沒有作過認真的研究？你是否想把亞洲的歷史寫進詩裏？ 

梁：是的，我從一些基本的研究開始。例如，我與一位從印尼來的學生認真地研究過他們的調味品，也一同烹調與試菜。他告訴我如何在香港找到印度、馬來西亞及印尼的香料。我也接觸過一些老人家，問過食物背後的歷史，也翻書看。我又有很多日本和亞洲其他地方的朋友，我們常討論有關食物的問題，也會比較食譜。我有一位住在澳門的好朋友，她是食評也是酒評人，我對她在澳門尋找各古老食譜的經歷特別感興趣。我發現很多食物的故事都連起歷史。這裏的香港盆菜詩與印尼黃飯詩明顯跟歷史有關，但就算是其他沒有那麼明顯的詩，背後也有一定的歷史感。

編者：連起《亞洲的滋味》組詩與你的前作《食事地域誌》有甚麼關係與分別？

梁：我寫了多年詩，只是到了九七年才開始寫有關食物的詩，當時我在溫哥華市舉行一個名為《食事地域誌》的詩與攝影展覽。《食事地域誌》裏的詩由香港文化出發，也探討散居海外的華人問題，當這展覽巡迴到其他城市，我自然地會與不同地方的食物及文化繼續交流，而有關的詩作也不斷發展及積存下來，展覽最後在二零零四年夏天回到香港的文化博物館，這是我跟裝置藝術家陳敏彥與攝影家李家昇的合作，陳敏彥建造了一個非常出色的假茶餐廳，在牆上我們印了十八世紀茶和咖啡種植園的版畫，做成如葡國藍白餈磚般效果的牆紙背景，在牆上挖洞印上我的〈鴛鴦〉詩作（編者按：〈鴛鴦〉是香港一種混合茶和咖啡的地道飲料）並分段填上咖啡粉、茶以及茶與咖啡的混合，湊近的觀眾可以嗅到氣味。陳敏彥又建造了幾個大牌檔食物攤子，上面放了二十二個煲，當訪者打開蓋子，可以聽到詩的朗讀，也會聞到中國香料草藥或茶葉的氣味，朗誦則包括了男女老幼和中外人士的聲音，也有詩歌來源的兒歌童謠和街頭示威的市聲。在會場所建的茶餐廳，也用了例如麥當勞、肯德基家鄉雞（KFC）和Deli France等西方快餐店商標來組成中國傳統的雲龍圖案，以裝飾桌面。這是一個挺有趣的做法：用視象來表達當前非常奇怪的殖民地式的「東與西」相會！

至於我的食物詩，通常都是隨意寫就的。我不會吃了甚麼就寫甚麼，有一些我愛的食物我就從沒寫過。在傳統中國詩中有詠物詩，表現了詩人心和物的對話，我只是用一種當代的角度來更新這種詩體。當然，有關人與物的相會可以有很多不同形式，詩人不一定需要去把自己對世界的解釋加諸物件上，將之變成象徵，詩也可以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探索。這種相遇可以是思考的、荒謬的、幽默的、諷刺的、瘋狂的、論述的、幻想的、公共的或是私人的。

我其中一些作品就是比較重諷刺或政治性的，如〈總統的菜單〉、〈豬肉的論述〉及〈生魚引起的恐慌〉等，通常我只會對一些我想寫的題材進行細想，但在這次合作中我有機會跟來自不同文化的藝術家交流，擴大我對亞洲文化及歷史的了解
，這是我一向有興趣的。但這組詩裡我也嘗試用一些比較容易被接受的形式，更為細緻及幻想式的表達，少一點批判，用多一些其他人的角度來看及感受。我的詩無可避免地總有我的意見及批評，但我希望這是出於對自己的反省多於去貶低他人。另外一些詩作如〈冬蔭功湯〉和〈椰醬飯〉的節奏感比較重，主因是配合藝術節中一些跳舞及綜合媒介演出。

編者：你如何在你的詩中尋找亞洲各國文化的共同性？

梁：表面上來看，大家都有米飯和香料，但當我們細緻的了解，會發覺香料散發著各種社會混亂背後的尖銳痛楚，其顏色也表露了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各種酸、甜、苦、辣；米飯則似是人民每天承受的苦難的安慰。香料和米飯，也像圖畫與音樂、意象與敘事。遮掩的面具與底下埋藏、扭曲的身份。

編者：作為一個既用英文又用中文寫作的香港華人詩人，你如何把自己的創作放置在亞洲的文化中？

梁：我們有很多機會嘗試不同的亞洲食物，但我們對亞洲文化還沒有足夠的了解和尊重。我很想對亞洲食物作更多研究，我發覺它們跟本土文化各階段的歷史發展有著緊密關係，我們在佐敦一帶有很多越南食物，主要是因為那裡有到越南的海運，我們也有很多六、七十年代來港的越南難民。一些曾駐守香港的英籍尼泊爾士兵也把尼泊爾食物帶到元朗石崗一帶，而印度商人則從來都對香港商業有重要貢獻。每周你在中環的廣場見到菲傭聚首歡度星期天，星馬泰食物如此普通，正如日劇和韓劇家傳戶曉。但在這些潮流之外，作為一個作者，我感到與亞洲各地共同承受華語與英語支離破碎的變化、殖民經驗又酸又苦的歷史、所謂現代與後現代的虛榮與昂貴的滋味！

我寫的「金必多湯」（CampradorSoup）是廣州和香港在四十年代發展出來的「豉油西餐」食物，「豉油西餐」會用豉油來代替西餐中的牛油和芝士，以合中國人的腸胃，湯的名字來自當時置身中國及西方商人的中間人、以此謀利的買辦，所以這種湯也見証或標誌了當時一義，它原本是西式奶油湯加上中菜中作為佳餚的魚翅，但現在已經發展出很多不同的變種。有一次我在溫哥華一間懷舊餐廳裏試喝這湯，它已變成了一種蘑菇湯，最奇怪的是它的英文名字已改成「Cambridge Soup」，好似在食物的旅行與變易中又取得一種新的地位和身分。食物由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的流傳總是發展出種種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