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9日 星期三

辦娛樂刊物的朋友

辦娛樂刊物的朋友

  當我回想我的朋友W君的時候,我總是記得他在那狹小的印刷房一角一張桌前,在隆隆的機器聲中,在滿桌雜亂的雜誌和文稿中翻東西,或者是默默抽著煙的樣子。我不知道他怎樣了,希望他已經找到較好的工作。

  他是早年偷渡來港的,多少還帶著鄉下人樸實和捱得住苦的質素,也始終沒法適應香港這地方──即使在他自己也以為可以適應的時候,其實還是不行。他說過一個故事:初來香港不久,有一次走進茶室喝茶,冒充內行地指著餐牌上的「咖啡或茶」說:「要一杯或茶!」他果然被人發覺是外行。就這樣,他一次又一次地被人發覺是外行,是不適應這個古怪的社會、這個習慣把模稜兩可的連接詞放在具體食物的名詞前的地方。正如他碰了許多次壁,然後才曉得這裡的「女子理髮室」並不是理髮室,而「音樂廳」也不是音樂廳一樣。

  他去學店教書,種種看不過眼的事使他辭職,他對校長說:「我這半個月的薪水不要了,捐給那幾個家貧欠了學費沒法交的學生吧。」結果校長把他狠狠罵了一頓:「這樣的事開了先例,我們以後怎收學費?」

  他在一些娛樂週刊工作過,後來離開了。他也在地盤做過建築工人。他進一間報館工作,在報館裡,做的事情最多,但一旦裁員的時候,有關係的冗員都留下來,他這種沒有人事關係的人卻給裁掉了。

他一直想搞一份正派的娛樂刊物,聽說籌備了又流產了,因為資金的問題。後來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見他,又聽見他說起新刊物的計畫。那是一個雨天,我正站在簷下,等雨勢稍歇才過馬路,剛好碰見他從旁邊走過來。我們就站在簷下說話。外面是滂沱大雨,偶然一輛汽車疾馳而過,不負責任地濺起一地污水,迫得我們連連後退,縮在這僅餘的托庇的空間。他說起他的計畫,他說已找到願意出錢的老闆,辦一份通俗刊物,而他自己希望除了媚俗之外,可以把其中一部分篇幅辦好,留作有意義的用途。我默默聽著。在我們站立的地方旁邊是一個報攤,上面放滿了五光十色的刊物,新的和舊的、娛樂的、婦女的、青年的、色情的,有些才剛出版,又有些已經沒有新的一期了。這一年來,許多嚴肅刊物結束,也有許多色情刊物湧進投機的潮流,但亦不見得就站得很穩。普遍的經濟不景之下,彼此都受到威脅。報攤的婦人正拿起一幅遮雨的白色膠布,蓋過所有這些品類複雜的刊物。雨仍在下,仍然是滂沱的雨,滿地的污濕。地上一些撕碎的報刊的紙很快就被行人踏成黑色的一片,或者隨污水沖下溝渠,橫飄進來的雨滴敲打著遮雨的膠布,在這上面積成一汪汪的水,膠布下刊物的鮮明顏色,顯得有點朦朧了。

  我聽著他的說話。當然我相信他,只是我不大肯定,他能否堅持在媚俗中保持一些不媚俗東西。而且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媚俗,要成功也是非常困難均。

  幾個月後,我去灣仔拿東西,順便去附近他工作的新址探他。那是一個地下鋪位,一個印刷房,高豎著巨大的黑色機器,而在門邊,放一張小小的檯,堆滿文稿,他就在那裡辦事了。後來我曉得他是沒有薪金的,大概是老闆出資金而他出人力,如果賺了就分錢、虧了就一個子兒也沒有的合作方法。當時我就想: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要求他堅持什麼什麼了,我們會想到原則、口昧、理想一類的東西,在他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呵。

  那裡還有些別的人,在這狹小的地方,巨大而嘈吵的機器旁邊,多幾個人就顯得很擠迫了。第一期正在「埋版」,他讓我看那些稿件,多是電影、電視和其他娛樂稿,但也有新聞分析、清新和紮實的副刊。他在某方面堅持了他的口味,即使娛樂稿,也文字流暢。我翻翻他桌面上其他同類的刊物,有些白字連篇,有些標題也弄錯了,有此語氣輕浮、刻薄;又有一份,甚至只是把報紙新聞剪下來拼成,在中間加上兩頁裸照便算。跟這些投機馬虎的刊物比較起來,W君的無疑是老老實實地辦出來的娛樂刊物。

他要我給他一點意見。其實當時在旁邊發表意見的人已經夠多了。有人把一疊疊的裸女刊物遞給他看,又有人在談增強社會性的問題。這種簡陋的刊物的編輯部的氣氛,過去對我來說一直是熟悉不過的,總是抽了一根又一根的香煙,瀰漫滿室的煙霧,喝著街上叫回來的厚杯的咖啡,然後就總有人在那裡吹牛,發表意見,提議路線。總是有個把人在那裡,好像什麼也曉得的那樣,分析某份雜誌倒閉的原因,分析讀者的心理,分析一份雜誌如果要暢銷就要走什麼群眾路線。這樣的人多半沒真正參與做過什麼事,只在那裡提意見,而當別人照這意見去做而失敗的時候,他們又去分析別人失敗的原因了。我的朋友是老實人,我希望他這份工作可以做得長久。但已經有太多人向他提意見了。所以當他叫我提意見而又一邊手忙腳亂地趕印刷的期限時,我沒有什麼好說,只是幫他把兩頁副刊的版樣畫好算了。

室內太擠迫,我們只好把工作搬到門外,就在這橫街的行人路上,撐起一張摺檯,伏案工作。偶然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會停下來,好奇地看看,以為這是新潮的寫信佬行業還是什麼的。

這偶然做的一個下午的幫工叫我感到有點荒謬。在飲食介紹、財務公司秘聞和男女明星起居注之間,夾雜著一篇畫家的訪問記。正如在停泊汽車和讓街童玩耍的橫街上,有人撐一張桌子工作。畫版是在雜亂中做一點整理,但四周其實是亂紛紛無可整理的一片。坐在那裡做一點什麼是很荒謬的,但比坐在室內聆聽空談,無疑確是舒服得多了。

那天以後,我又有一段時間沒有碰見我的朋友。幾星期後,他的雜誌出版了,夾雜在許多同類的娛樂刊物之間,被更投機更搶眼的刊物壓著。

再遇見他那次是他帶著一群年輕的手足在街上貼海報。我的朋友做事很認真,你甚至可以說他有點緊張吧。那是灣仔區一扇貼滿海報的牆,不,我想起來了,那不是牆,是一堵建築地盤的木板牆,後面空空洞洞的,從木板的空隙中望進去,你會發覺後面空得怕人,那裡什麼也沒有。這地盤空置太久,於是人們就在木板上貼滿海報:什麼藥丸、藥酒、傢俬展覽會或是那種男女主角都穿得很少的電影的海報,偶然也有一兩張音樂會或藝術電影的海報,但沒多久就被人蓋過了。這些牆上的各種海報,貼上以後,不消一兩天,就讓人撕爛、塗花,或是被新的海報蓋上。但為了宣傳、做生意,而且也真有以此謀生的人,所以海報還是一層層地貼上去。

我在那裡遇見他,所以就停下來說幾句話。他當時充滿信心,對於工作的勞苦和條件的限制毫無怨言。

  他指揮他們刷多一點漿糊,把海報貼在牆上。通常貼海報的都是那麼隨便一刷算了,他卻要它們穗穩實實貼好。旁邊的人都覺得他有點過分緊張了。

那天因為他還要做保利公司的新聞,而我也趕著上班,大家沒有說上幾句話。後來我每期都買他的刊物來看,是普通的娛樂刊物,聽說銷路還不太差。他自己嘗過失業的滋味,所以在刊物中設有免費的職業介紹站,這類事情很難得,正如他始終堅持一個認真的副刊,我覺得這也真不容易。沒有在這一行工作過的人永不會知道,人是容易變得多麼勢利的。每個人都在談宣傳自己的說話、投機地跟隨熱門的潮流、對自己沒有利益的事都不去做、巴結成功人士並且踐踏失敗者。

我高興W君有自己的原則,老老實實地辦自己的事。但他一方面要通俗,一方面要認真,兼顧這兩方面似乎使他傷透了腦筋。他不是本地的「蠱惑仔」。他做事有時是笨拙的,就像我們一樣,出發點是好的,做到後來可能就弄糟了。我們常笑他:做事緊張,說話嚕囌,做事糊塗。但是,如果他不是這樣,如果他是「醒目仔」,又或許不會有所堅持了。

有時看他的刊物,一些娛樂稿改上一兩個嘩眾取寵的標題,內文卻仍然十分正經。他以他不著逢迎的手法,無疑亦相心走通俗的路線。他總是說:「含蓄是不夠的,要喊出來才行。」

但即使他呼喊出來,又有沒有人聆聽呢?

也許事情實在比我們所想的要復雜一點。而現在回想起來,最可惜的是:雖然我們都希望他辦好點,但卻幾乎沒有給過什麼實際幫助,只是袖手旁觀,看著他挨下去。也許我們都可以歸咎於自己的生活、工作、情緒。但,真是這樣嗎?也許我們都以為還有許多時間,沒想到刊物轉眼間就支持不住結束了。

他刊物上介紹職業的一欄,求職的人多,但願意提供職位的廠家和老闆卻一個也沒有。想法跟現實總是距離很遠。刊物創辦以來,一直就有不少人叫他老闆取消文藝副刊,改刊裸照,以及其他種種投機的做法。但有些事他不願做──或者說他不能做,因為他的背景、他的想法,做不出太過分的事來。

在雜誌結束的前夕,我又見過他一次。那時只曉得有些困難,銷路不大好,卻絕對沒料到要結束了。印刷房裡面燈光黯淡,人好像少了點。但仍有個我不認識的人拿著本裸女雜誌說怎樣才是最聰明的做法。不幸──或者說幸而──W君並不那麼聰明。說起銷路不好,他也沒怪老闊、設備或其他什麼。他仍然保持著那種捱得住苦的質素,沉著工作。過了不久,雜誌沒出版也沒了他的消息,過了一期又一期的時間,我們才曉得那真是結束了。最後一期雜誌在報攤上還放多一個月左右,然後才在那些花花綠綠的報刊間消失。就像每份雜誌停刊那樣,外面的人開始分析他的失敗,勢利地表示這是堅持文藝的下場,另一些人像螞蟻圍著糖果那樣湧往新的雜誌社。我沒有再見到我的朋友,不過我懷念他。希望他已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吧。

(七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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